那時候還有一個男朋友，心裡很掙扎、很猶豫，因為，如果真的去大陸工作，遙遙青山遙遙青春，感情能夠持久嗎？

那年夏天，我蜷在睡袋裏，半睡半醒地守著，那一年是民國八十八年，是我到大陸工作的第一個晚上。
　　
那年四月，二十三歲的年紀，對於未來，一切都不能確定，我不知道留在原來應該在的地方會比較好一點？還是應該趁著年輕出去闖一闖？因為那時候還有一個男朋友，心裡很掙扎、很猶豫，因為，如果真的去大陸工作，遙遙青山遙遙青春，感情能夠持久嗎？
　　
　　這件事情，讓我足足考慮了好幾個晚上。
　　
　　我知道自己的這份想望，並非衝動之舉，我那一股昂揚的氣息，不安定，任誰都難以拘管，因為，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時常自怨自艾地想，覺得自己的二十三歲好像也就只剩下這些了-在父親開設的貿易公司工作，朋友同學們都羨慕，覺得我有一個罩我的老爸，幸福的要命，工作還好，也沒有壓力，但對我而言，除了上班就是下班，完全沒有春夏秋冬，天氣只分成下雨和不下，反正，我沒辦法形容，就是很想出去闖一闖，再加上，當時對愛情也有種滄桑感，說不上一種理由，只是消極的覺得，覺得看著自己某些部份慢慢的讓時間磨的褪色是件叫人痛苦的事情。過了一陣子，我忍不住把這些重要的事情跟男朋友商量，他沒有強烈的表情，沒有興奮也無嘆息，或許應該說，他其實看不見我那平靜或翻滾的內心，但他願意讓我去。
　　
　　去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闖蕩生活，是我心目中一種恒久的誓願，我早在心中許過千百回，希望讓命運考驗我，讓我在歷練中了解生命的多面，於是，能夠成行，覺得老天對我忽然寬厚起來。
　　
　　我的新公司是一家位於廣東東莞的電子公司(生產按鍵薄膜)，比較麻煩的是必須自行到大陸工廠報到。由於班機的延誤，錯過了香港機場直抵大陸東莞的車次，所以只得從香港羅湖過海關，並在深圳塔乘出租車(即台北的計程車)直赴工廠。不過由於這次的經驗，讓我再也不敢從羅湖通關。一出海關，拖著行李小步快跑，稍做停留，我馬上就被搶(那是我在大陸遇到的第一次搶劫)，再來，就是被那種勾搭在身邊趕也趕不走的黑市，嘻皮笑臉的一把搭上妳的肩上攀交情，說：「同胞，換港幣吧？」
　　
　　由於第一天到廠的時間已經很晚了，第二天，我這個「台籍幹部」才與員工正式見面，員工們都在背後對我議論紛紛，後來我才知道，原來之前來的台灣小姐都「很可怕」，據她們的說法是-都很兇，其實我沒跟他們講，那是台灣公司教的，反正人一到大陸工廠，什麼都不用說，架勢先擺出來，免得那些員工不怕妳。於是，一到廠裡，大陸同事們就讓我覺得-就人與人之間這麼簡單的關係，有了相當的距離感，但在與我熟識之後，和同事、夥伴們的距離就漸漸消失，因為，在那裡，我總不擺架子，那不是我不受教，我只覺得那是因為我的個性比較不喜歡那樣。
　　
　　與我關係密切的當屬幾個人-我的夥伴和我的上司。公司內有三位副總，一個管工程、設計，是楊副總，他是大陸杭州人，也是離家在外工作，一個月有一萬塊人民幣，薪資算是相當不錯，他常常捨不得休假，就是為了給杭州養著的唯一一個孩子，過更好的生活；一個是羅副總，台灣南部人，管理部和財務都歸他管，比較拘謹也比較嚴厲，有幾次把我罵哭過，但我從他的身上學到最多；另一個則是李副總，主管業務部，和老闆是五專的老同學，笑嘻嘻的，很好相處，但因為部門不同，我從來沒有被他罵過，他晚上常請台灣幹部們去吃消夜，我特別記得。
　　
　　由於我主要的工作是擔任台灣公司、香港分公司與大陸兩間工廠的財務窗口，按理說應該算是財務，但後來兼管人事與總務(這些事管起來可就有點複雜了)，所以財務部的夥伴與我的感情最為要好。
　　
　　財務部總共有三個人，都是女生，年紀都小我許多，可我都真心喜歡。一個是魏悠荻，湖北人，我後來才知道原來她結過婚，離婚，又再婚，在城裡養著一個孩子，於是我破例讓她天天回去睡(按工廠規定是不可以的)，好像在大陸，離婚還算是不怎麼名譽的事情，所以她從來沒有跟我說過這件事情，後來我是才從其他幹部那邊輾轉得知，可我一直裝作不知道；另外兩個是梅雙萍和孔美云，她們都是湖南人，彼此是中專的同學，後來由於公司在廣東清溪擴廠，出缺一個小會計，我說想找個聽話、乖乖的女孩子，梅雙萍便介紹孔美云給我，我看她學歷可以，財務也是本行，一個星期後就叫她來上工了。
　　
　　但其實握有人事裁量權的麻煩很多。
　　
　　工廠流動性大，車間裡（廠房）的幹部，那時工圈裡都是採內升制的，最常出缺的就是小女工或小男工了，其實上門應徵的童工不少，但至少身份證上看不出真假的我們就用，幾次，我在走廊上遇見一個小工，實在可疑，因為那個年紀怎麼看都不會超過十五的呀！於是我叫她過來，結果她以為我不讓她上工，於是對望一眼，噗通一聲，她居然跪地求饒，以後遠遠的看見我總是趕緊避開，就怕我開除她。到後來我辭工的時候，她送了一張照片給我，她說那是特意去相館照的，要我一定給她寫信，說她長大以後要來臺灣找我，後來，我把相片翻過來，後面寫：「勿忘影中人」。
　　
　　老實說，我從沒忘記過她。
　　
　　但其實那時候我最怕他們跟我請假，也就是回老家一趟，因為他們會帶很多老鄉或是親戚到沿海城市來打工，他們會用盡一切可能、想盡一切辦法塞進自己工作的地方，一方面可以鞏固勢力，另一方面，人多也比較不會被欺負，起碼他們是這種想法，因為，彼此之間有個照應也是好的。
　　
　　廠裡經常不定時的招工，並不是有工出缺，我記得，從我進廠到離廠，工廠的規模足足擴增了有兩倍大。工廠需要招車間工時，我會先讓警衛在工廠大門口貼張條子，上面就寫「幾月幾日，本廠招工」，而通常就是在警衛室裡舉行面試。
　　
　　本廠以及本人的作法是-我從來不用學歷來找人，因為大陸的假證件多的很，五花八門，各式各樣，車站附近很多人在賣，假錢談攏之後，你跟他走，幾分鐘以後可以交給你。但不說畢業證書，光是假身份證就夠你頭痛，我外來的，總看不出真假，於是總先讓廠裡的「人事」辨別身份證的真假，至少，來路不明的人我們不用，不過有一種「假」我們可就辨別不出來了。
　　
　　那裡流行「借」人家的身份證用，後來了解以後才知道，大陸實在太大了，沒有什麼戶籍連線、什麼電腦作業的事情，你身份證丟了之後，得回老家補辦，到你領到，常常是一年以後的事情了，那這中間的過渡期間你可怎麼辦？因為，街上隨時有城鄉自衛隊一車一車的抓這些沒有身份證的、假身份證的、沒工作證的外地人，有辦法的，找有錢的老鄉把你保釋出來，沒錢的，就直接送你去墾山，所以，毋論如何，都只好先「借」人家的，於是，人家叫「張三」，你就說你叫「張三」，人家叫李四，你也得改叫「李四」。反正身份證是真的，即使人長的跟照片上確實不像，我也不明白為什麼上面可以擺張二、三歲的照片政府仍然可以核發？尤其，他們拿出來又常是皺巴巴的一張，所以我從來也只能睜隻一眼閉一隻眼。
　　
　　後來，跟他們熟了以後，常常要記兩個名字，一個是「借」來的，一個則是「本尊」。其實這樣也沒什麼不好，只是如果有「工傷」的話會出問題，因為國家規定公司必須為員工投保(工傷)，依據的就是你身份證上的資料，於是，即使你工傷，但是按資料上卻會賠到別人身上去，而你也只能乾瞪眼。那時，廠裡每隔二、三個月就會在公佈欄張貼「請大家來自首」的大字報，請大家踴躍「正名」--請看在我的面子上，儘快恢復本尊，免得日後有工傷糾紛。
　　
　　廠裡的人事-劉業義，聽說是建廠的時候就進來了。他是湖北人，小時候就被父母送上了山-進了少林學武功寺，不過雖是學武的，但是他的鋼筆字寫的非常漂亮。認識他的時候，他才二十八歲，不過已有一雙兒女，女兒甚至都已經十二歲了。
　　
　　那些個小工，我們在門口就可以找到，但如果要找辦公室裡的文職人員，我們會去「人力市場」找，那可不是像我們在網路上的虛擬市場，而是一個大會場，每個星期天固定舉行「人力招募」，廠家可花錢買一個座位，公司會配給一家廠商一個桌子和兩張椅子，就是台灣小學校裡用的那種桌子。星期天的時候，裡面擠滿了想找工作的人，桌子被擠翻是常有的事，所以我並不常去，常是差劉業義去，收了幾百份的履歷表讓我看過之後，再通知到廠裡來面試。有一次，人實在太多，進去的時候，我們一前一後沈默的走著，而他伸手過來牽我的手，那裡的人實在太多，於是給了我們可以光明正大牽手的理由。
　　
　　我們之間有種很特殊的交情，甚至可以說，我在大陸工作的這段期間，他一直都在保護我。後來，有時毫無理由的掛念起他，但不是你想像的那樣，這種懷想沒有半點暖昧，只是往事如潮般的一波一波湧上來，但卻毫無辦法得知他的一切，雖然我回台灣之後和他偶爾還有書信的往還，不過一封信往返常常需要走上好幾個月。
　　
　　其實駐廠的生活繁忙而且緊湊，尤其在老闆在大陸視察的時候，因為他的時間寶貴，他老大可以抓著我們沒日沒夜的開會，於是，在大陸的工作時間根本沒有一定的時間限制，午飯可以十二點吃，也可以二點吃，甚至可以四點吃、七點吃，而且常常因為開會、因為查廠，所以休息時間常常不知不覺就拖到三更半夜。
　　
　　公司配給的單身宿舍沒有衛浴設備，又加上我最資淺，住不到附有衛浴設備的房間，所以我特別記得，我必須走一段路才能到洗澡的地方，我常走著走著就站在那裡，覺得走不下去了，於是我四顧遠望四野無邊無際，於是我常對著月亮掉眼淚-因為我其實不想洗澡，我好想睡覺、好想回家。
　　
　　少年十五二十時，步行奪得胡馬騎，夜深人靜的時候，我的那些，深深的疲憊，曾經讓我痛的說不出話來，那些個曾經真切的付出與感受，從來沒有從我的記憶裡褪去。
　　
　　後來我想，那時廠裡應該有很多人，跟我一樣，一個人在晚上呼著清冷的空氣，對著月亮，偷偷的在掉眼淚。
　　
　　我，一直是靠著兩種力量存活下來-忘記過去和不知道未來，然後，用乾乾淨淨的散文，向世間訴說著我的溫柔與感激，以不勝的輕盈詠唱世界。
　　
　　我想，毋論經歷過什麼，我的本質還是我。
　　只是我的人生歷程中，多了那些動人的經歷。
　　
　　我回國時候，劉業義送到不能再送，他頭垂的低低的，說：「林小姐，以後妳得自己小心點，我不能夠再保護妳了……。」我對他說：「我知道。」他點點頭，並且微笑，我仔細看了，又覺得那像是莫可奈何。
　　
　　後來他寫信來說，原來他都懂。
　　他說他知道，我是用怎樣的心情，永遠的離開了他們。
　　
　　那時我想，我的老師，我的父親，教我讀書，教我做人，但是他們從沒有教過我，怎麼去面對這種不可挽回的訣別？中國是那麼大的呀！他回鄉，我回國，我們該是一輩子都不可能再見上一面，於是我第一次認清人定勝天的虛妄，知道什麼是不可能的事情，面對太多情事，我們必須也只能，自然謙卑。
　　
　　後來我知道了，知道什麼？知道朋友，知道叫作人生，知道慾望，知道愛，知道什麼叫作成長，知道什麼叫作侮辱，知道什麼叫作失去的幸福，知道什麼叫作生離死別。其實人的一生無處不潛藏著對人生的妥協與領悟，領悟人生無常難盡如意，妥協在尋常之處搜索情趣，然後，我們總算明白很多狀況變化的情況及速度確實難以與之抗衡。
　　
　　現在，掛在頭頂上的依然是那個月亮，亮在我中年回家的黑夜，仰望天空總是給我一股無邊無際的力量，我總是微笑地這麼想-毋論我在哪裡，月亮不是也照著我那些大陸上的那些親愛的朋友們嗎？所以，不管我是在天涯或是海角，有人牽掛、有人祝福不就是很幸福溫暖的嗎？
　　
　　所以，既然在有生之年，成就了一場狹路相逢的緣份，就讓我們微笑以對，在這不可控制的一世無常裡，合演一齣好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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