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和巴黎，代表了我人生的兩個面向。紐約是白天，巴黎是黑夜。紐約是前半生，巴黎是下半場。

三十五歲之前，我認定紐約是世上最棒的城市。我在加州念研究所，畢業後迫不及待地去紐約工作。一做五年，快樂似神仙。我愛紐約的原因跟很多人一樣：她是二十世紀以來世界文化的中心。豐富、方便。靠著地鐵和計程車，你可以穿越時間，前後各跑數百年。人類最新和最舊、最好和最壞的東西，紐約都看得見。

所以在紐約時，我把握每分每秒去體會。白天，我在金融機構做事，一天十小時。晚上下了班，去NYU學電影，一坐四小時。在那二十多歲的年紀，忙碌是唯一有意義的生活方式。活著，就是要把自己榨乾，把自己居住的城市，內外翻轉過來。

這種想法並不是到紐約才有的。其實從小開始，台灣人就過著紐約生活。紐約生活，充滿新教徒的打拚精神和資本主義的求勝意志。相信人要藉著不斷努力，克服萬難、打敗競爭。活著的目的，是更大、更多、更富裕、更有名。權力與財富，是紐約人的兩個上帝。而能幫你走進天堂的鞋，就是事業、事業、事業。

在這種弱肉強食的生活方式，為了保持領先，每個人都在趕時間、搶資源。進了電梯，明明已經按了樓層的鈕，那燈也亮了，偏偏還要再按幾下，彷彿這樣就可以快一點。出了公司，明明已經下班了，卻還要不停講手機，搖控每一個環節。在紐約，為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甚至趕盡殺絕。在紐約，沒有壞人，只有失敗者。

台灣，是不是也變成這樣？

每一件事，都變成工作。上班當然是工作，下班後的應酬也是工作。有人談戀愛是在工作，甚至到酒店喝酒、KTV狂歡，臉上都殺氣騰騰，準備拚個你死我活。

我曾熱烈擁抱這種生活，並著迷於這種因為燒烤成功而冒出的焦慮。這種焦慮讓我坐在椅子邊緣，以便迅速地跳起來閃躲明槍暗箭。這種警覺性讓我練就了酒量和膽量、抗壓性和厚臉皮。但也養成了偏執和倔強、優越感和勢利眼。在紐約時我深信：能在這裡活下來的，都是可敬的對手。黯然離開的，統統是輸家。人生任何事，絕對要堅持到底。半途而廢的，必定有隱疾。在這不睡的城市，每天我醒來，帶著人定勝天的活力，跟著法蘭克辛納屈唱〈紐約‧紐約〉：「如果你能在紐約成功，你可以在任何地方成功！」是的，在紐約，現代的羅馬競技場，我要和別人，以及自己，比出高低。

這套想法，在我三十五歲以後，慢慢改變。

第一件動搖我想法的，是父親的過世。我父親一生奉公守法、與人為善。毫無不良嗜好，身體健康地像城堡。七十二歲時，他得了癌症、引發中風，經歷了所有的痛苦和羞辱。他一生辛勤工作、努力存錢、堅信現在的苦可以換得更好的明天。我們也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用在紐約拚事業的精神照顧他。但兩年的治療兵敗如山倒，最後他還是走了。父親逝世的那天，我的價值系統崩潰了。我一路走來引以為傲的「紐約精神」，沒想到這麼脆弱。

不止在病床，也在職場。當我在企業越爬越高，才發現「資本主義」在職場中也未必靈驗。上過班的都知道，很少公司真的是「開放市場」、「公平競爭」。大部分的同事都覺得你不是朋友、就是敵人。職場上偉大的，未必會成功。成功的，有時很渺小。很多人一輩子為公司鞠躬盡瘁，最後得到一支紀念筆。那些捲款潛逃的，反而變成傳奇。

慢慢的，我體會到：世上有一種比「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更高、更複雜的公平。人生有另一種比「功成名就」更幽微、更持久的樂趣。那是衝衝衝的美式資本主義，所無法解釋的。

我能在哪裏找到那種公平和樂趣呢？我想過西藏、不丹、非洲、紐西蘭。然後，我注意到法國。

住紐約時，法國是嘲諷的對象。身為經濟、科技、和軍事強權的美國，談起法國總是忍不住調侃一番。法國是沒落的貴族，值得崇拜的人都已作古。法國人傲慢，高稅率讓每個人都很慵懶。動不動就罷工，連酒莊主人都要走上街頭。

搬回台灣後，普羅旺斯、托斯卡尼突然流行。我看了法蘭西斯‧梅思的《美麗的托斯卡尼》，其中一句話打動了我：「在加州，時間像呼拉圈。我扭個不停，卻停在原地。在托斯卡尼，我可以在地中海的陽光下，提著一籃李子，逍遙地走一整天。」

是啊！我在趕些什麼？我耗盡青春用盡全力，拚命追求身外之物，結果我真的比別人有錢、有名嗎？更重要的，我真的因此而快樂嗎？遠方有廣闊的地平線，為何我還在原地搖過時的呼拉圈？

當我重新學習法國，我發現法國和美國代表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美國人追求人定勝天，凡事要逆流而上。法國人講究和平共存，凡事順勢而為。紐約有很多一百層的摩天大樓，巴黎的房子都是三百年的古蹟。紐約不斷創新，巴黎永遠有懷舊的氣息。巴黎人在咖啡廳聊天，紐約人在咖啡廳用電腦。紐約有人潮，巴黎有味道。紐約有鈔票，巴黎有蛋糕。

不論是政府或個人，法國人都把精神投注在食、衣、住、行等「身內之物」。就讓美國去做老大哥吧。要征服太空、要打伊拉克、要調高利率、要發明新科技，都隨他去。法國人甘願偏安大西洋，抽菸、喝酒、看足球、搞時尚。當美國人忙出了胃潰瘍，法國人又吃了一罐鵝肝醬。

講到吃，法國有三百種起司、光是波爾多就有五十七個酒的產區。晚上六點朝咖啡廳門口一坐，一杯紅酒就可以聊三個小時。九點再去吃晚餐，一直吃到隔天凌晨。他們在吃上所花的時間，跟我們上班時數一樣。但諷刺的是：他們沒有「All You Can Eat」。

吃很重要，但也要會挑時間，朋友介紹我去試一家法國餐廳，提醒我他們禮拜二、四晚上休息。「為什麼？」我問。他說：「因為主廚要回家看足球。」

聰明的主廚懂法律。法國法律規定一周工作最多三十五小時，大部分的人一年有五周的假期。而美國人把加班當作自己有價值的表示，度假時還拿著手機回E-mail。法國人比美國人會玩。每年六月的巴黎音樂節，從午後到深夜，幾百場露天音樂會在各處同時舉行，人多到地鐵都暫停收費。每年十月的「白夜」，平日入夜就打烊的店面，徹夜營業到清晨七點。每年夏天，巴黎市政府在塞納河右岸布置了三段、總長一．八公里的人工海灘。細砂、吊床、躺椅、棕櫚樹，自然海灘有的景致這裡都有，讓沒有錢去海邊度假的民眾，也可以享受到海灘風光。

當然，法國這麼深厚的文化，不可能只從吃喝玩樂而來。美國人讀書，為了考證照。法國人讀書，為了搞情調。每年十月的讀書節，大城市的火車站內，民眾輪流上台朗誦詩句。書店營業到天明，整晚有現場演奏的樂曲。「美食書展」選在銅臭味最重的證券交易所舉辦。小鎮書展的書直接「長」在樹上，讀者必須爬到樹上，把書摘下來品嘗。

一直跟著美國走的台灣人，會心動嗎？

我心動了。十一月我到巴黎，一位法國朋友來接待我。臨走前我問他：「明天你要幹嘛？」

「我要去銀行。」

「然後呢？」我問。

「我不懂你的意思……」

對我來說，「去銀行」是吃完午飯後跑去辦的小事。對法國人來說，這是他一天全部的行程。法國人總是專心而緩慢的，每天把一件小事做好。

這樣的生活，對美國或台灣人來說，實在是太頹廢了。的確也是。法國失業率接近10%，高稅率讓雇主寧願打烊休息，免得幫員工繳稅。巴黎鬧區紙醉金迷，但郊區的少數民族卻沒有工作機會。這些都是黑暗面，但對於每日被強光烤焦的台灣人，陰暗也許提供了喘息空間。生命的終點都一樣，有錢人的喪禮只是比較多人上香。不斷的追趕只是提前衝向謝幕，為什麼不把時間花在慢慢為生命暖場？你不需要一輩子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你可以偶爾伸伸懶腰、安步當車。

我從巴黎回來，台北並沒有改變。關了兩周的手機再度響起，一通電話找不到我的人會連續狂call十通。和朋友見面，他很關心地問我：「好了，你現在工作也辭了、歐洲也去了，接下來有什麼projects？」

「Projects」？多麼紐約的字眼。

我真想說：「好好生活，不就是人生最大的project？」但我知道在熙來攘往的台北街頭，在不到四十歲的年紀，這樣說太矯情了。況且，我今天之所以有錢有閒享受法式生活，不也正因為我曾在美式生活中得到很多利益？我仍熱愛工作、熱愛紐約，但已不用像二十歲時一樣亦步亦趨、寸步不離。

所以我說：「我還是會早起，白天努力寫作。但到了晚上，我想關掉手機。」

世界少了我，其實無所謂。但我少了我，還剩什麼？

他笑一笑：「你這是用紐約來過白天，用巴黎來過黑夜。」

唉，他講得真好！這應該是一個完美的妥協吧。也許有一天，我能創造自己的「白夜」，讓白天和黑夜融合在一起。但我還沒到那個境界。

「明天星期一，你要幹嘛？」他問。

「我要去銀行。」

「然後呢？」

我張大眼睛，停頓了一下。

「然後呢？」他追問。

「然後我會摩拳擦掌，認真地寫一篇文章。」 



【2005/12/28 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