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楊志良】

上個月在某國立大學演講，結束前同學提問，學費該不該漲？我的回答是，該漲或不該漲，視各國財稅狀況而定，北歐國家多採低學費，甚至免學費政策。

以德國為例，從小學到博士，幾乎都不用付什麼學費；瑞典、丹麥、挪威大多如此，為什麼這麼好康？因他們的稅賦占GDP很高，2012年德國的稅占GDP40.6%、法國44.6%、瑞典47.9%、丹麥49.0%，幾乎一半所得都交給政府，政府有錢好辦事，當然學費可以很低或免費。

美國、日本是資本主義國家，稅占GDP分別是26.9%及28.3%，因此美國的州立大學或有州政府的若干補貼，學費較低（對州民而言），對州外居民及外國人則多反映成本，私立大學更不在話下。日本也如此，但人才是最重要的資本，對傑出有潛力的人才，則提供優厚的獎學金。

台灣萬萬稅，但實際稅收占GDP只12%，是日本、韓國一半不到，是個極右派的政府，維持低學費政策，就是低教學水準，在全球化下，必然影響優良教師的聘任及教學設施。

台灣民眾具高度相互扶持的愛心，印尼亞齊省海嘯、大陸汶川大地震、日本311海嘯，台灣捐助在國際間數一數二，更不要說我們自己的921地震及88水災。捷運上即使人滿為患，車上沒有老弱殘幼，博愛座卻常是空的，何等偉大愛心滿滿的人民，但一談加稅或繳費給政府，必然群起反對，稅制不公不義，浪費貪瀆，使台灣成為一個不願由政府相互幫助的平台。

台大學生曾嗆主張提高學費的校長，若干民眾反對健保調整費率，其實他們嗆錯對象，應該是無能從事稅改的官員、民粹的立委、操弄政客及媒體的財團。有享受就要付出，大學生帶頭只求自己少付學費，或民眾倡議降健保費，卻不明真相、不願付出。大家是否也應認真思考，如何共同塑造一個公義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