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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 三十九年班-蕭楚喬
作者: 懷念的Asgard	日期: 2011.03.31　　天氣: 　心情:

桐梓心、平陽情
三十九年班-蕭楚喬

      最近部分從事百年樹人教育的國中校長們公然反對「常態分班」，不知道是難耐地方特權的壓力而棄有教無類的理想？抑或另有受不了誘惑的隱情，令人費解。這無疑已明證今日社會上人際間的隔閡、磨擦與對立是從國中階段劃分階級時就已開始，而且這類不平的現象是這些教育工作者所創始製造的；較之今日中共所採行的所謂重點學校對國家民族未來的傷害似有過之。任職航海學校時，所招收的常備士官班學生，全部都是經過這類校長們篩選後編為「放牛班」的學生，是形式上的國中畢業生；也就是已被他們認定是不堪教化、棄於培育的一群。不懂的是為何他們要鼓勵這群孩子投考未來將擔任國家中堅幹部的軍校？難道他們不知道將防衛國家安全，包括自己身家安全在內的責任，交給這群他們認為不堪造就者，如何能放心？如果軍中教育者也像他們一樣，豈非是將自己安危的主宰權拱手交給敵人？
      幸好這群孩子經過一群不是學教育，也不收補習費的軍官與預官合力鼓勵與教導下，如今有不少已從大學畢業或正在大學進修。這豈不也證明當初讓他們放牛的判斷是個錯誤、是失職、更有違為師之道。由此而回想到如果我們在那個年齡也碰到這一類所謂的政治教育者，而不是當時優予鼓勵、勤予教導、嚴予鞭策的政府與海官師長，非但沒有今天的我們，也許沒有今日的自由中國。為了感謝，不禁使我想起五十多年前成立的海官及與之合併的前海校卅九年航輪班的點點滴滴。

     抗戰期間無論戰局如何變化，一所所規模頗大的國立中學甚至國立小學相繼成立。雖藉此收容了很多家境清寒的流亡學生及因戰爭造成的孤兒，也顯示政府對教育的重視及了解教育與國力盛衰的關聯性。民國卅一年，我為了減輕家母獨自一人工作，收入有限的困境，正有意從江西省有名的省二中轉入距家鄉較近的國立十三中，卻得悉空軍幼校及海軍學校正在各省招考。報考的資格為年滿十四歲至十七歲，小學畢業，身體健康者。唯考試科目中卻列有「英文」一科。以當時的小學課程根本沒有英文課，顯而易見沒有進過中學根本沒有錄取的可能。當我表達了參考的意願時，因二舅等的反對報考空軍，只有參加海軍委由江西省教育廳主辦的初試。報名時因年齡不足被拒，後經友人向承辦的督導陳情，以正式考試為次年，且正式入學時間尚未確定不應拒絕，始姑准我參加。同時報考者不乏已為同校的高二學生。江西省共錄取了五名，我幸列名其中。第二年春我們一行由龔督學率領經湖南、廣西、貴州，抵達四川省重慶郊區的山洞，住進了一家旅社，五人一室。第二天來自廣東省的同學也住進了同一地方，旅途長逾一個月。三月初在當時位於山洞的海軍總司令部內舉行覆試。筆試後尚須經由海軍總司令陳紹寬上將親自遂一召見面試，足見海軍對招生之重視。在等候放榜期間必定是督學為了省錢，而將我們安置在小籠坎附近的一間小客棧，他自己卻不知跑到那裡去了，使我們有三餐不繼的情形。那些遠從廣西、雲貴等地隻身前來的考生自必更辛酸了。像我就因為母親在毛背心上偷偷藏縫了一個金戒指以備不時之需，而一再告誡不可隨便脫掉。此時雖已阮囊羞澀且已長了蝨子，寧可擺地攤也不敢脫去拿出來換取生活費。如此過了約半個多月才放榜，正式錄取了來自全國各省的一百四十人，被指有門戶偏狹之見顯非事實。

      民國卅二年四月十二日至海軍總司令部報到，第二天登上五部卡車，於四月十六日抵達貴州省桐梓縣城內的一棟私宅──「金家樓」當時的校區。進入沒有衛兵，只有二名司號兼門房看守的騎樓式大門，首先見到的是一個廣場。面對的是一棟三層磚造西式樓房，既是校本部，也有高年班的教室和寢室。受到已入校一、二年的三個年班（航海十一屆，航海十二屆及輪機第六屆，也就是後來的卅六年班及卅七年班）的歡迎，然後被安置在南側另一個後來學校在一四合院上以木材增建了二樓的樓上暫住。第二天舉行甄別考試，也是一試定終生，考在前一半的編為航海十三屆，後一半即為輪機第七屆。我以一名之差成為輪七學生。前一半係以已入高中生為主，後來多為老弟學長，後一半雖也有一、二位高中生，但以初中生為主。
      分了班就各指定了一位幾乎是無所不管的專任保姆型隊長。而且每一班隊都賦予一位以歷史名臣為名的隊名。如航十一為「長平」隊、航十二為「伏波」隊、輪六為「定遠」隊、航十三為「景武」隊、輪七為「平陽」隊，以及次年入學的航十四「忠獻」隊。我們的隊長為王庭棟中尉，六位隊長都隸屬於教育長鄧兆祥上校，校長為高憲申將軍。全部以校為家、朝夕相處。學校的組織運作極似艦艇管理，教育長即為副長，教官就是部門主管，全校只有官兵二十餘位，運作得非常靈活，行政效率極高。今日的軍中機構或政府機關，人事若採行這種比例的編組，可能因架構太小、氣派不夠，會興趣缺缺而運作不起來了。誠亦不在多，區別其宜、付授當品、各宣其能、合以成功。古有名言，官多則民擾足可為鑑。
      全班七十二位進入一個教室後，看到所領的教科書除了中國史及國文外全為原文書。對當時的我們即使曾唸過高中者也有天書之感。就以數學言，既使是簡單如一加一等於二，就要先背"One plus one is equal to two"，幾乎不知道是上數學課還是在讀英語。第一次期中考看到手寫的HunDred，of，W字中的ｄ，ｏ，ｆ等字母都需連看帶猜，真是沉重艱苦。但真正影響我們最大的不是逼課嚴管，也沒有任何言詞威脅，而是因成績不及格被開除同學的遭遇。桐梓地居重慶與貴陽之間。對待退學者，學校的處置是先徵詢退學者本人願意去這兩地的那一市，決定後等有便車時就通知你上車，沒有其他任何資助。無論是來自福建、廣東、陝西或淪陷區，都只負責送到這兩地之一。剩下的問題全屬個人的事。遇到有同學無奈的要離校，全班同學能協助的就是先找一個枕頭套，當天早餐時傳至每位同學前，每人都將自己的兩個小饅頭之一放入袋內，裝滿了就交給這位即將離去的同學，算是大家的祝福。一位十四至十七、八歲的孩子，就賴這一袋饅頭去找他的前程。後來有的去當娃娃兵，有的去工廠當童工，有些是去向不明。當時其他的國立中學情況也差不多。這不是在暗示大家要不挨餓、要生存只有努力讀書嗎？否則除非有親威在重慶或貴陽兩地，能不先作乞討的心理準備嗎？如果是我，去江西凡三千餘里遙不可及！這就是抗戰時在校學生普遍的遭遇。何況那些家在淪陷區內的若要還鄉，尚有不知父母親人在那裡的呢！當時有「流亡學生」一詞，似乎是「流亡」或「學生」請自選之謂，當「學生」就不致「流亡」，不「能」當「學生」就得「流亡」。在這種二選一的情況下，讀書還需要鞭策嗎？奇怪的是事後經人將所有退學者的學號加以統計，似乎都是與四有關，如十三號、○四號、二○二號、四二二號、五○四號等。後來就沒人再提了，直到二二號太平艦沈沒，二○四東沙擱淺，四二號由永興改維源等相繼發生事故後，現在艦艇的編號似乎就明訂沒這類號碼了。
     校區內的運動場地有限，是一處只能容一個籃球場及一個排球的場地，它同時還是陸操場。所以除了排定的運動課，平日很少能去那裡運動，因此墊上運動比較容易找地方實施。至於足球就必須移師到校區外的縣立體育場。夏季有游泳訓練，場地位於城外的一條小河裡，有上課兼郊遊之效。週末假日要玩或運動須靠自己做玩具或器材。福建籍同學所慣用的一種毽子玩起來有點類似足球，效果不錯。至於晚自修最大的不同是進入教室前每人需在教室門口先取一盞已盛滿桐油的小油燈，它除了提供照明外，似乎尚有另一項效益─讓大家動作更斯文些。
    每月的零用金非常有限，好像是法幣廿元，如果遇上要補一次皮鞋底，則所剩就不多了。早餐要想加一個雞蛋都得靠這點錢而且也只能偶一為之。除了自己要洗衣外，尚須縫補衣褲，相互理髮，甚至學編草鞋。這些事都是這群晚上尚不敢單獨走出寢室去方便的人就必須做的，包括勤學、克儉、獨立的精神，不都是因處於「流亡」的恐懼與陰影下而衍生的嗎？足見適當的苦難並非全無可取之處。
    在課業上，海校有如江西省二中所實施的五年一貫制，應係仿照英國海校的實施六年一貫制；完全沒有寒暑假，等於一口氣修課七十二個月，相當於一般學校的九個學年。學科上沒有如初中有代數、物理，高中還有大代數，物理等重覆現象。學校的老師雖不多，但都是當年海軍一時之選。不但都是早期各班的前幾名，而且幾乎是全曾留學英、德、意大利等國的菁英。有一位教英文的劉老師還是英國海校該班的第一名呢！如歐陽寶、楊松濤、周伯燾、常香圻、邱仲明等約十位。沒有什麼教育處、總隊部，六個年班三百餘學生，總共只有管教服務的官兵約二十幾位，與今日各官校或機關在用人上是根本不能相比。
    當時還流行體罰。有些比較活潑的同學不知那裡學來的，在可能被打手心前先抹上些香蕉汁，教鞭才一離開，被打的掌心表皮就很明顯地浮腫起來，執法者自然就打不下去了。不過這些執行體罰的長官卻保證負責解決同學們的一切疑難困境，照顧得無微不至。所以沒有令同學反感生怨之情事。
    二年多後的民國卅四年八月十四日抗戰勝利了。十月先遷校至重慶山洞，原海軍總司令部的舊址繼續上課。住則為六個年班在一起的大統艙。用餐也由原來的分食改為八人一桌。校區大了但運動場地卻小了，不過桐油燈也不需要了。依然沒有娛樂，依然沒什麼錢。不過週末可乘公路車去重慶市區看場電影，吃盤涼粉或擔子麵，有時遇到輜汽四團有籃球賽也會趕至小籠坎去看，算是一種高享受了。不過如散場稍遲錯過了末班車，就得徒步急行軍約三小時才能回校。在山洞就曾遇到一位一年多前被開除的李姓同學，他在附近的白市驛空軍發動機修理場任小技工。
    在這一段抗戰勝利等待復興的喜悅中，有幾位家境很好且有親友在附近的同學自願退學。提出報告也沒有什麼賠償問題就走了。同班同學只剩約四十人，教育長鄧兆祥被指派赴英接收抗戰後第一艘巡洋艦重慶號，區隊長也多位選派赴英美接艦而換了人。新任教育長為黃錫麟中校。因為當年春就得知軍政部海軍處策劃新成立的海軍軍官學校開始在各省招生，而四川省的初試在重慶舉行，看到他們自然會關心我們的前途。談的不少但都是些沒有任何官方資訊的猜測，情緒雖有些浮動，但教官與隊長都以安心讀書不會沒有安排來安撫我們。
    何時以復原名義離開重慶山洞？如何行動？甚至搭的是什麼船？可能是太興奮了都無從記憶。乘的是船應無庸置疑，因為這是我第二次經過長江三峽，曾於途經白帝城劉備廟等地時多望了幾眼。在經過九江江面時還曾目睹一艘逆流而上快速神勇的軍艦，是第一次看到懸掛中華民國國旗的軍艦。（事後才知道只是登陸艦中最小的一型）
    大概是春節以後抵達南京，被帶到挹江門外的海軍醫院禮堂打地舖。第二天作了一次體檢，就再也沒人來管理與聞問了。頭幾天還於飯後相約踱步至江邊去看所謂的「八艦」，好威風的太字號及永字號，這些早在民國六十年前後相繼除役的艦船，除此就無所事事。又有同學被家人接走了。別說上課了，根本就被當成貨物堆置在那裡。對我們來說那裡是「復原」？與其說是被「放牛」，還不如說是被「放生」適切些。幾天後我搭車赴上海訪親，這一離開就再沒回過南京。在上海找到卅四年初在重慶退學的一位龐姓同學，他已在交大先修班修畢。母親還遠從江西趕來看我，相聚了半個月，這也是我與母親的最後相聚，從此之後就再也沒有見過面了。
    在得知海官校卅九年班的新生業已入伍。不知道有沒有通知在南京的同學，十一月初就去位於高昌廟的海官，找十一舅中學的同班同學盧文治與劉淦瞭解，的確沒有我們這一群被放生的任何一位同學。向盧請教了一些學校狀況，看了看他的課本，也知道劉淦已經不讀了，極為悵然離出。
    當時交大正在鬧學潮，校內大唱「吃光運動」，每天大魚大肉，吃不完就四處拉外人來吃，然後指責教育部不增加伙食費是推行「飢餓政策」；校外則不是去北站臥軌，就是與復旦大學學生打群架，根本無法唸書，海官人都未受影響，也不記得過了多久，董愈之從龐同學處找到我，說他們已由代總司令的親弟弟桂永江中校任隊長，並將同學帶進了上海海軍軍官學校。在官校的大操場旁的一個可能是飛機庫內打地舖，每天上陸操。我們因既不叫我們進教室，回去幹什麼而猶豫。在請教了廖士瀾副總隊長，他勸我先回校，照現狀應該有可能併入現在的卅九年班。回來後才知道原有遣散之議，後經人建議找了幾位當時尚在南京的「放生者」去考試，由於成績不錯才又決定收留，並將航十一、航十二及輪六依原學制只差一、二年就應畢業者，安排至青島海訓團的軍官班補訓。至於尚差三年的航十三與輪七，讓我們於第二年再與在校生合併。於是將我們同班三至四人與航十三的三位共七人乙組，分成若干組，於卅五年十二月一日起派艦見習四個半月。我被派赴中海艦，這一見習就使航十四的十八位同學隨伏波艦的沉沒而當了波臣。
    民國卅六年四月十五日艦訓完畢轉赴青島的若鶴兵營，預定的海軍官校學生總隊所在地，沒想到的是同時進校、同被放生、同船見習的原航十三被編為卅八年班，理由是他們「專修航海」，而原輪七則併入「航輪兼修」的卅九年班，暫編為卅九年辛組（此時只剩卅一位同學了，淘汰率達百分之五七之多）。真正的理由迄今不解？在上海的同學還沒有遷來前荒廢了近一年的課業，有的同學趕得比較吃力。等上海的同學修完一年級課程遷到青島，一看非但人數眾多，均較成熟，且平均身材較高大，而且招的雖是高中畢業生，但最少有百分之卅是大學生來考的。其中尚有一位已瀕大學畢業，一位唸完醫學院五年級，還有一位曾任少校營長者，真是人材濟濟。平均程度是稍強，我們自然有弱勢與拘束之感。等到有一位甲組的滕姓同學因學期成績不及格核予降班。竟然至區隊長大聲申訴說：「要降班最多只能降至辛組，已降了七組就很多了，不接受降至四十年班。」在這個時候講這種話當然給予辛組的我們很大的刺激。於是就有同學重提我們全組轉往在上海新成立的海軍機械學校，少數幾位不贊成的還受到不少壓力。這種初期潛伏著的一些隔閡與排斥，不能不說是肇因於當時海軍上層的不融洽。海軍處或後來的兼總司令既同意併校併班，對程度相當者何不在新生入伍時就讓大家同時入校？否則這種中途編併的磨擦雖為時不久，可能就不致發生（航十四與新招的四十年班入校就併在一起，就沒有這種情形），決策的猶豫與不當會使無辜的基層多受許多不必要的傷害？等四十年班新生入校後不但是採常態編組，而且是採混合編隊，不但同年班各組間的隔閡沒有了，連不同年班之間相處也非常融洽。由於同學間的相互砥礪，不僅讀書風氣很盛，整體的學養也更整齊，國家的軍隊應與政府各機關的效能一樣，是不容有差別的。尤其是國防豈能容許有缺口。
    在上海時入伍教育就在學校實施，結訓以後正式上課時，任教的老師多聘自交大，在青島則大部分聘請山東大學的教授擔任，這些年尊望重的教授們都受到很高的禮遇，教得也非常盡心。對我們的程度評價也極高。記得在庚組時的物理教授王老師，其授課方式簡直讓我們吃不消，一本厚達五公分的原版物理，常被他以這一章已過時、那一節理論也不對一翻就是十幾廿頁跳過去不講了，而我們有時卻不能不看，真感吃力。他沒教完一學期，據告就被美國以海軍專機接往美國從事研究去了，接任的老師教法又恢復傳統方式。一位教英語的山大外文系李主任，則是一進教室就沒聽他說過一個中國字，但他所講的大家都能跟得上，經過檢討他用的生字會隨同學程度的提高而有增加，大家都很佩服他對聽者程度的掌握。最令同學忙亂的可能是那本原版的海權史，其中太多奇奇怪怪似為古希臘文的人地名與器具，唸也不順口，真背記得我們人仰馬翻。一位教球三角的老師在黑板上隨手畫的圓真可列為絕技，領導統御學則由副教育長親自講授，是唯一的兼職。當時雖已設有政戰部，但沒有相關的課程。但是舉凡政治學，經濟學等社會科學，均由學校專聘名師於週一週會或週六下午在大禮堂集合，全總隊所有同學聽講，由於內容充實、講說生動，雖係不必考的課目，但同學們的興趣都很高。有時教育長也會來聽講（當時校長還是先總統　蔣公兼任）。
    同學們學習精神好，可能與在上海有交大的壓力，在青島要與山大比，後來在廈門時也須與廈大分高下的氣氛有關。凡是教過我們的教授幾乎沒有不提到他們原任教的大學學生，也沒有不認為我們在各方面的程度遠在其任教大學同級者之上。來台後，海官向教育部申請授予海官學士學位所送的資料中，授課教授都是借重這些任教過的名師大名，雖然教育部核准了，但卻沒有原始提報資料的卅九年等四個年班。除了法律不溯及既往之外，誠為不可思議。近十年來，中華民國新訂的法似乎全可溯及既往的，豈真時代不同了？
    教室有分組分室，寢室確是統艙式。洗澡也是在寢舍大樓的地下室，圍著一個約廿五米見方的大水池為主，用的依然是目前已不多見的木質面盆。
    若鶴兵營的建築相當西式，不但室內的走廊很寬，營區似不比今日左營海官校區小，可能是課業重，為了健康，所以運動風氣也很盛。民國卅六年全國運動會，海官的人馬還是代表海軍的主力成員呢。不過仍以夏季的游泳課興趣較高，因為課堂就是全國有名的青島海水浴場。既可游泳勞動筋骨又有風景與人物可欣賞。冬天除了常須負責鏟雪。有時整隊人手一盆水集中潑出去就可溜冰了。
    週六下午常需出出操，時間一久難免會從步調不一反映出來，不過有幾次當校車載來兩三車「勞山」或「聖功」女中的同學來參觀時，無需提示與指揮，沒注意的同學一聽，突然鏗鏘有致的步調都立即展現出一流的組合。
    冬天各教室都生炭火盆，但是要參加室外集合時，常不另加外衣就走進了操場，到底是年輕身體也很好，只是生凍瘡的也不少。食的方面也是分食，民國卅六年時還不錯，可是到了卅七年青島已成孤島，貨幣也大幅貶值，每個月的零用金都成倍數在增加，一月後領的錢可買的物資與集了六個月再一齊搬出來去買，質量並不會增加。養成了有錢立即花掉。擔任伙委也沒法帶錢去，而是扛著幾袋麵粉乘坐卡車開往時有砲聲的城陽與即墨，到附近的田野去換菜。事實上也不因是菜園就選擇，載回來整車的大白菜，於是早、中、晚三餐，餐餐有它，幸好因魏校長與時任美第七艦隊司令的白吉爾將軍情誼很好。才有美海軍支援的奶油與碎肉罐頭搭配。沒有人皺過眉頭，比起民國四十三年駐防馬祖時，在沒有蔥薑沒有任何佐料之下，一連吃了二個多月餐餐一道菜──各式黃花魚──要好多了。
    暑期艦訓分乘官校專屬兩訓練艦（中訓與中練），自青島至香港，各港口均有我們的足跡，近似艦船生活適應訓練，等於把營區改為艦船。暈船的同學很多，有些暈得連進了港不靠碼頭情況都少改善，留德的廖副總隊長告訴我們治暈船的偏方為「把吐出來的吃回去，只要三次就會不暈了。」我嘗試了一次，就再也吞不下去。像李延年等同學就完全照做，結果仍然暈。其實如今大家敘舊時談起來都認為，廖副總隊長的用意在要大家「立志」。不過六十一年一次任務闖進了颱風圈，全艦只有三位軍官能堅守崗位，其中一位是我。午餐的官廳只有我一人用餐，大家都以為我不暈船。但當被颱風追著北上進了左營港，風平浪靜時，人人都起來了卻只有我一人開始吐，所以責任與榮譽感也有治療暈船之效。這種進出泊地多的艦訓真有行萬里路勝讀萬卷書之效。不過艦訓的過程中也有同學被開除才是意外。
    青島的美好時光維持不到二年。民卅八年二月因局勢被迫撤離青島。遷至廈門，借該市公園旁的復華小學繼續上課。只有兩棟三層樓及一棟大禮堂的校舍，要容納近七百位同學的住宿與上課自然有困難，於是每個年班重編為四組。任課的老師多聘廈大教授擔任。
     最為難的是用水。只有一口約三尺直徑的水井，要用各式空罐頭自製成水桶，一桶桶從井底掏水來用。早期沒有掏井水經驗者還掏不到水呢。養成了一盆水是先漱口刷牙，再洗臉抹澡，再洗衣物，最後還要用以洗腳。真是什麼都可馬虎遷就，唯有進修之風不減。
     不過當魏校長奉召赴上海開會一去未返後，有幾個星期日的放假前集合時，操場上都停了一兩部卡車。隊長宣布了一份名單。被點了名的就請上車。沒有人知道為什麼及去那裡了。雖每次都會有很少幾位回來用晚餐。開始時還有人問他們，在得不到答案時，同學們比較沉默些。最後連大部分區隊長都不知去向。這時有部份所謂重慶海校的同學，當有人提到時根本否認以往的學歷。此外廈大的學生自治會也比山東大學的自治會活躍，幾乎每逢假日就有一群廈大以女同學為主的學生，來校邀請我們同去郊遊，還玩些「丟手帕」罰表演之類的遊戲。但是不久經常在週一上課時，除了點過名上車未回的同學外，又多了一些空著的座位。與此有無關連也沒有人追問，除了同學相邀之外，幾乎只要有官長叫去都先有可能回不來的心理準備。不過沒有人驚慌，真正是嚇過以後才能真正長大成熟。
    假日有很多同學穿上英式白短袖短褲白長襪的制服，不是去廈大前的海水浴場或鼓浪嶼踏青，就是去租花錢不多的腳踏車郊遊。因為商人已在屯積，能買的東西也不多，去市區的人不多。記得有一個星期六，一位擔任採買的同學於歸途經過書店，花一塊錢元買了一套四冊傅東華先生所譯的「基督山恩仇記」。中午放假去買即索價二元。睡完午睡再去已是每冊一元了。此外抽香煙的同好也很少人手一支，而是一群人共吸一支，輪到最後還需借助牙籤之類插入或夾住來抽。我就是在廈門正式買煙來抽的，且曾抽醉過。總之雖然上課進修正常，但每人的心情與戰局一樣沉重。
     在廈門只停留了半年，於九月十一日當四十年班正在實施艦訓時離廈門，次日抵達左營，因原為馬場由陸戰師進駐的新校區尚未遷騰整理就緒。我們全班安排在東碼頭的倉庫中打地舖，是當海官學生第一次被放牛。因當時台灣的社會與經濟狀況比大陸還差，加以人地生疏，放任之下也無處可去。有人為了好奇經常徒步赴海官去了解。少數有家人的還是可以去探親的。儘管情況很亂，但有人將信封寫海軍總部仍可以轉達到同學的手中，而我們很多人卻已對書信與日記有恐懼感。
    不記得在碼頭上住了多少，反正進入現在校區也不像初到青島與廈門稍事整頓即可上課。才將只剩一個舊水手包的行李放入儲藏室，又奉令要搬出來列隊受檢。有限的衣物被翻了又翻，尤其是有文字的東西一個字也不會放過，就這樣又請走了一批同學。其中有一位四川籍的侯同學，因為受托於艦訓時代同學寄一封給在香港家人的信忘了投遞，因有違不准寄書國外的規定，兩人都在請走之列。最不可思議的是新學的海軍通信拼音，有人用這種拼音寫信，是英文卻不是英語，也受牽連。
      二天後才集合分組，仍然比照廈門時期分為四組。同時宣佈甲乙組要「提前」畢業，事實上已唸了幾乎沒有寒暑假的三年半了，以授課時間算早已超過了一般大學的四年卅二個月。這最後的近八個月課程係以航海、電子與輪機等與海軍專業有關的課程為主。任課的教授不再出自那一所大學，但仍為當時的名師，如教水力學與熱力學的閻振興先生，教電子的張去疑先生，雷達為周肇西先生，電機張劍峰先生，航海教官更是以林澇先生為首的一時之選。尚有多位高級研究教官。最奇特的正課是「交際舞」課，在政局動盪，代總統去向不明的情況下，很多同學開始為自我充實盡早建立第二專長研讀課外科技書籍，完全不是為追求在校成績的高低而大開夜車，這何嘗不是同學們為因應危機的對策。
    在　蔣公於民國卅九年三月一日復行視事、卅八年班學長畢業後三個多月的六月十二日，卅九年甲乙班七十九位同學畢業，然後又受了一個多月的反共抗俄鬥爭教育，才分發上船任見習官。我們全體自動只佩帶准尉肩領章，一時之間原不願佩帶的准尉及士官長等均群起仿行。在見習中途的九月又有廿二位提前返校接受隊職官訓練，每晨都要吊輟子並練習指揮陸戰隊派來支援的一營部隊，十月一日開始正式派職，我是廿名中唯一派任海官教官者，其餘派任區隊長者海官十二位，機校三位，士校三位，二位教育官。不過為了全班的團結，全體建議校長為卅九年班再舉行一次正式的畢業典禮，時間是民國卅九年十二月九日，也因此總部又將已發給甲乙班同學六月十二日的任官令收回，另發一份十二月九日的任官令，不過卻出現了三個月另十八天的「斷資」，事隔五十一年多了，二百卅一位同學中可能只有一位尚具備役身份。
     喜見海官今日之壯大與安定，然危機似未稍減。對海官人的期許是既深也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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