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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 從魏德聖電影視野，遠眺台灣民主
作者: 深情男子海角七號	日期: 2016.10.23　　天氣: 　心情:

美媒：從魏德聖電影視野，遠眺台灣民主光輝
民報作者許銘洲/編譯 | 民報 – 2016年10月23日上午8:29

相關內容美媒：從魏德聖電影視野，遠眺台灣民主光輝觀賞相片美媒：從魏德聖電影視野，遠眺台灣民主光輝
《美國利益》（The American Interest）網站，10月12日發表一篇專文，名為「台灣的新多元文化認同」（Taiwan’s New Multicultural Identity），內容讚譽台灣是亞洲的最佳希望。以民主為例，這個國家於1987年解除戒嚴後，1991年推出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則在隨後的1996年展開。這3次改革，無疑扮演台灣改革的重大功績；台灣與亞洲的其它民主國家相較而言，實勝之有餘，例如日本長期以來多半處於單一政黨自民黨執政狀態；擁有活力的印度，其民主機制，似乎仍呈現永遠凌亂。其餘多數亞洲國家，仍未實施全面性的代議民主，新加坡亦然。值此擴張主義的獨裁中國，日愈對臺虎視眈眈之際，台灣民主就像「亞洲寶石」一般，更加值得珍視。台灣的成就，不只限於民主政治，其文化成就亦斐然可觀。今茲以導演魏德勝的電影為例。

現年47歲的魏德聖，於2008年推出轟動成名作品《海角七號》，這部電影在台灣得到5億多元的票房。2011年推出的《塞德克.巴萊，英文名字：彩虹戰士》，是台灣電影史上鉅作，贏得年度金馬獎的最佳影片，以及多個獎項；也在義大利威尼斯影展，榮獲最佳外語片。這部長達4.5小時的史詩電影，締造8億多元的票房紀錄。這2部電影，也都獲得美國奧斯卡外語片提名。魏德勝2014年監製編劇（導演為馬志翔）的另一部電影名叫《KANO》（嘉農），背景設在殖民地時代的台灣，2年前推出時，亦造成轟動。

魏德聖的上述3部電影，為台灣電影重新開創新紀元；早在1980年代，導演侯孝賢、柯一正等人，率先開創「台灣新浪潮」，其後失去推進動力，台灣國片在2006年跌落至前景堪虞的站電影總票房的1.6%；到了2008的《海角七號》，卻讓國片票房重新站起來，推升至12.1%票房。

（電影宣傳海報。作者/博偉、果子電影/Wilipedia）

電影的多語性

專文作者希勒.懷達（HIRO AIDA）指出，從外國人眼光而言，魏德聖作品的絕妙之一，在於其「多語性」展現。以《海角七號》這部突破性的羅曼史電影為例，其開場就以日本男性的日語發音誦讀1945年12月間寫給其台灣愛人的信件。其後，觀眾發覺這是一部不同時空，交錯出現的2則愛情故事。其中一段是台灣搖滾歌手，與1位日本在台工作女性的現代愛情故事；另一故事發生於日本殖民統治告終之際，1位日本男老師於戰後被迫離開這塊土地，並與其台灣女學生訣別的淒美愛情。

電影裡面發生於1945年期間，那段古老的愛情故事，絕大部份以日本男性語調，誦讀一封封寄不到「查無地址」訴說衷情的信件；現代發生於恆春的那則喜劇羅曼史劇情，老一輩者只說閩南語，這是國民黨統治期間不獲認可的非正式語言，電影裡面的年輕人則多半用華語交談，字幕也用華語；準此觀之，這是一部3語的電影呈現。

《KANO》（嘉農）則是劇情較凝重的高中棒球電影，其語言幾乎全部採用當時殖民者的語言日語，也是台灣戒嚴時代，長期被禁止的文化語言之一。劇情描述台灣嘉義農工棒球隊，在日本帝國時期的1931年，贏得全臺冠軍，遠征日本甲子園大賽。日語對台灣80歲以上的長者，或許還能琅琅上口說上數句，對於其它年齡層而言，則是不折不扣的外國語；特別是1949年才抵達台灣的大陸人及其子孫，目前約佔台灣人口14%；對戰後來台的大陸人而言，日語根本是「敵國語言」，不說也罷；然而，這部電影卻大膽使用日語發音。

另一部得獎史詩作品《賽德克巴萊》（英文名字為：彩虹戰士Warriors of the Rainbow），描述1931年南投霧社原住民反抗日帝壓迫的起義故事，其電影語言約90%採用賽德克族語，另10%為日語。這2種語言對台灣觀眾而言，除非透過字幕，否則完全無法理解。

以上3部影片，概皆反映台灣多語社會的歷史與現實演進狀況；然而，電影觀眾普遍能夠接受這些不同「島國自身」語言，所代表的文化多樣性作品。從語言學分類而言，閩南語屬華語系統一支，日語屬於突厥暨蒙古語系，賽德克族語則屬於南太平洋島語系。這3種語系根源截然不同；就像英語與俄語的天差地別一般。

有愛的多元社會

《海角七號》電影不只是1部「多語性」，演員陣容更是囊括「多族群」。男主角阿嘉，是位擁有抱負的搖滾歌手（由范逸臣飾演）；女主角田中千繪扮演劇中人物友子，阿嘉的愛人。其它的主要演員，還包括排灣族的警察，在劇中扮演樂團成員；其餘演員有閩南人，客家人，大陸族群，以及日本人。光看這部愛情喜劇片，就能發現台灣經歷數10年努力，早就蛻變為1個多語、多文化共融社會；此一現象是不住在台灣的外國人，所難體會的寶貴經驗。環觀其它亞洲國家，許多少數族群仍掙扎於遭受壓迫，以及宗教遭歧視處境；以日本為例，這個社會至今無法完全接納韓國裔族群，以及北方的原住民阿伊努人（aboriginal Ainu）。

海角七號結尾以一場成功的海灘音樂會謝幕，阿嘉與友子這對愛人也在沙灘音樂會場彼此告白；透過海的另一端出現一道彩虹橋，巧妙訴說台灣人的愛意與土地願景。

（電影宣傳海報。作者/果子電影有限公司/馬志翔、魏德聖/Wikipedia）

「日-臺-原」3種族群共創棒球輝煌歲月

《KANO》的時空背景，放在殖民地時期的台灣，片中清晰展現多元族群，及其文化活力；僅管故事取材自日本教練近藤兵太郎（Hyotaro Kondo），於1931年帶領台灣弱勢棒球隊嘉義農工，進軍日本甲子園全國聯賽的真實故事。這支棒球隊由「日-臺-原」3種族群組成，僅管一些資深人士，對這類「雜牌軍」球隊組合，同表嗤之以鼻；結果卻證明近藤教練慧眼獨具。

1931年嘉農棒球隊在臺灣大會，一路過關斬將，拿下冠軍，並遠征日本參加位於神戸市，阪神夏季甲子園全國大賽（Koshien Baseball）。首度參加甲子園的嘉農棒球隊，其奮戰到底、不放棄任何一顆球的精神，在甲子園球場締造傳奇，感動當時觀球的5.5萬日本觀眾。最後Kano球隊，因為頂尖投手的手指受傷，無緣贏得球賽，卻讓日本觀眾，對這個不起眼的Kano台灣隊，其精神壯舉給予歡呼喝彩。

《KANO》並非只是拍給棒球迷觀看的熱血勵志電影，其內容也洋溢著滄桑的歷史感。這部棒球史詩，以1944年時間點揭開序幕，當時1位出生於北海道，曾在1931年的甲子園棒球大賽與KANO隊正面交鋒的日本人，如今成為陸軍中尉，他來到KANO的故鄉嘉義，一個日本人眼中的邊遠落後地區。中尉這趟抵臺行程，是為了招募地方原住民士兵，前往一處註定失敗的菲律賓戰場；當他第一次看到嘉農光禿禿，滿是塵土的棒球練習場，讓他不由自主憶及當年跟KANO交手，那場轟轟烈烈的精釆球賽。

《賽德克巴萊》

《賽德克巴萊》這部電影，無關多元族群議題，純粹描述霧社原住民馬赫坡部落的命運；這部電影提醒世人，不論族群部落大小，其「傳統價值系統」，皆應得到普遍敬重。

這部史詩故事，始於1895年的日清戰爭時期，勝利的日本從清朝奪取台灣島，隨即同步透過軍力在台灣推行現代化設施；相較而言，這個島在清朝封建統治下，長期遭到忽略。該電影描述1930年霧社事件，住在馬赫坡的賽德克族反抗日本統治，所帶來的強大震撼。由於長期以來，遭日本警察的報復、壓迫與辱罵，導致賽德克族領袖莫那魯道號召族人，在一場霧社公學校的小學運動會，發起屠殺暴動，殺害134位日本人，包括孩童與婦女。隨後，數千日本軍隊開進霧社，進行鎮壓掌控局勢；然而，隨著賽德克族流竄山區，戰線日愈延長。最終導致殖民地政府派出空軍，投擲芥子毒氣彈（mustard gas，1種糜爛性毒劑），才在1個月後平息暴動。這場戰爭導致640位賽德克人死亡，其中290人係不想被日本人侮辱而自殺。

魏德聖透過莫那魯道的瀟灑犧牲行動，來展現原住民的價值觀。該角色由基督長老教會福山教會的泰雅族傳道人林慶臺擔綱演出。部落領袖莫那魯道，深知反抗的代價，會帶給馬赫坡部落滅絕命運；因為，他曾受邀前往日本參觀，對於當時日本全面現代化的武裝力量，留下深刻印象。然而，這位頭目認為，與其繼續臣服於日本的現代化統治，毫無尊嚴活著，不如一同滅絕。取而代之的是，得到永恆價值、榮耀，以及忠於祖靈所得到的心靈安慰。

族人必須對傳統價值，投注終極敬意，即便在塵世遭到消滅；另一方面，族人唯有榮膺「賽德克.巴萊」美名（即真正的人；賽德克為「人」的意思，巴萊則代表「真正的」）；才有資格跨過彩虹橋歸返祖靈的天上居所，縱使遭殺害亦在所不惜。

（電影劇照/截圖取自塞德克.巴萊Facebook）

莫那.魯道迴響

相當有趣之處，莫那魯道的犧牲捨命，正是50年前西鄉隆盛（Takamori Saigo，1828－1877年），日本江戶時代幕府末期，這位集薩摩藩武士、軍人、政治家於一身者的不凡行徑。西鄉先生是日本現代化過程的領導人之一，他率領日本最後一批武士，於1877年反抗明治天皇；過程中，西鄉先生明知全面潰敗是不可避兔，卻仍義無反顧。更確切的說，據日本文學批評家江藤淳（Jun Eto）的看法指出，他的堅毅行動，是為了捍衛美好傳統的「永恆價值」，西鄉先生認為這類日本「前現代」（pre-modernity）價值，具有普世性，不容被取代。這類《彩虹戰士》部落英雄所堅持的「內在價值」，從日本人眼光是頗能理解的。影片最後，一位參與軍事鎮壓的日本指揮官，曾自言自語表示，薩摩藩的武士精神，失落於日本，如今卻在莫那魯道及其族人身上，得到保存綻放光彩。

魏德聖曾向日本電影評論家暗示，這部史詩電影並非描述族群認同，反倒比較像對於「普世價值」的追尋。這部電影無意於提出，非善即惡的「二分法」（dichotomy）。換言之，影片中並不意味日本、現代化等層面是惡的；亦非隱含賽德克人與部落文化才代表善。電影內容部份日本警察，被描繪成賽德克人處境的同情者，例如2位擔任日警的族人，並非代表出賣者，反倒呈現這類精英搖擺於傳統、現代之間的徬徨失據。

魏德聖曾表示，透過長期研究賽德克文化，一路拍電影準備過程，他認識到賽德克族的世界觀，並無「二分法」的態度立場。拍攝1930年霧社事件，一直是他長期以來的夢想；他有意透過預算較少的《海角七號》，來為《賽德克巴萊》籌措資金。幸運的是，海角七號這部羅曼史愛情電影，於2008年上映，刷新台灣電影史上的最高票房紀錄，高達5億多元，這讓魏德聖打算拍攝賽德克巴萊（預算達7億多元）的夢想，得以如願以償。

《海角七號》、《彩虹戰士》這2部電影的拍攝態度是一脈相承的。魏德聖接受日本影評人專訪時曾表示，從藝術角度而言，海角七號是彩虹戰士的副產品（譯註：即構思籌拍賽德克巴萊的過程，意外產出了海角七號）。專文作者推測，這2部電影的關聯性，從運用彩虹意象做為作品的貫穿主線，可以得到說明。

多元文化視野反被貼上台灣民族主義「標籤」

以上3部電影，幫忙魏德聖在台灣電影市場奠定利基，同時有助於這個國家內部「多元族群」、「多元文化認同」理解，與發揮結合劑作用。3部電影都有關台灣的日本殖民時代記憶、文化跟歷史；卻並非採取黑白、敵我分明觀點。魏導看待日本（在台灣）現代化歷程之成與敗，正如日本深思人士，看待自己國家現代化歷程的功與過一般。這種極其精細複雜的「感同身受」，傑出電影元素，可資媲美世界上最精密，引發共鳴的電影或其它藝術品。

魏導電影的衝擊性魅力，從《海角七號》獲致的強大迴響到得證明，特別對於新加坡、馬來西亞的年輕人口而言；因為這2個國家，同樣面臨多文化、多族群的社會情況。海角七號比預定日期提早1個月推出，該部影片得到2008年吉隆坡影展，最佳導演、最佳亞洲電影等多項提名；結果卻出乎意料，只得到最佳攝影獎項。海角七號也在香港、中國等地放映；然而，北京卻頗感猶豫；而且剪除部份片斷，只准許簡縮版放映；僅管完整版在網路私人領域，廣泛流傳開來。

《賽德克巴萊》引發的爭議，在西方國家遠甚於中國，而且只透過2.5小時的濃縮版放映。2011年間的《經濟學人》，發表評論指出：影片中處處呈現殺頭影像，幾乎是影片史上次數最高的電影。該評論並說：影片中極度暴力呈現，讓人大感憂慮。經濟學人的影評人還說，影片標舉高漲的台灣民族主義。正如《美國利益》網站，另一位評論家沃爾特·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在一篇短文提出的「焦慮觀點」，影片有意助長、吹捧台灣民族主義。《紐約時報》也指出：這部電影中透過原住民的戰爭哲學，來歌頌不知羞愧的民族主義（譯註：意在譴責電影的野蠻風格）。

專文作者反問，假如《賽德克巴萊》，意在散播不知羞愧的民族主義，那麼到底彰顯了誰的民族主義？台灣原住民族人口僅剩2%，約46萬人，並在台灣史上每每遭受歧視，這麼邊緣的少數族群，如何能夠有高漲的民族主義？試問，有誰會說呈現少眾印第安人的歷史影片，意味著美國民族主義崛起？影片呈現的台灣人面貌，甚至遠比日本人更加可惡。一位旅居台灣的澳洲專家，較為精確掌握彩虹戰士的精神，他並沒有像一些西方人士，抨擊這部電影係「歌頌台灣民族主義」作品；他反倒認為，魏導的真正企圖，是想透過這部電影，喚醒原住民的歷史記憶。

透過商業性迎合西方口味的濃縮版，並無法瞭解魏導的企圖心，如能參照《海角七號》、《KANO》，就更能清楚發現其電影主軸，在於彰顯台灣的「多元文化」元素。因為這項特質，魏導的電影得到多數台灣人支持；也因而讓北京不爽，認為鼓動台灣民族主義。專文認為，這是北京破壞自由開放社會，歐威爾主義（＊）詆毀式的「貼標籤」攻擊行為，完全漠視魏導重新解讀台灣史的用心。

台灣人奮力追尋多元文化願景，大規模發軔於1987年解嚴前後，台灣精英也持續書寫不同於中國史觀的台灣史。這類努力逐漸開出花朵，其中一部知名作品，是由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周婉窈，撰寫的《台灣歷史圖說》，目前已出版3冊。該書於2006年印行日文版之際，周教授曾寫道，由於不同的歷史經驗、記憶與解讀，台灣社會不同族群之間，仍高度紛歧撕裂。此一問題不只侷限於台灣，事實上，全世界許多國家還一再有類似情事發生。儘管問題依舊存在，台灣社會卻已努力尋求克服此一族群本位的對立僵局，其方法正如魏導在其3部電影所展現的宏願一般，透過「感同身受」（the cultivation empathy），來增進彼此理解。

＊譯註

歐威爾主義（Orwellian），指現代政權藉由宣傳、誤報、否認事實、操縱過去，來遂行「社會控制」；其方法包括有冷處理、蒸發，導致一些公開紀錄，以及多數人的集體記憶，均被抹煞為不存在的子虛烏有，就如小說《1984》，所揭露的「扭曲世界觀」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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