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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 胡適轉載
作者: 捷客	日期: 2017.01.12　　天氣: 　心情:

世間如果有君子，名字一定叫胡適
2016-12-28 點亮生活的那束光拾遺

拾遺物語
中國文化中最深入人心的人格，便是君子。何為君子？君子的標準是什麼？我們該怎樣做君子？

若求答案，毫無疑問，胡適是一個標杆。
陳丹青說胡適：“完全是學者相，完全是君子相。”唐德剛說胡適：“謙謙君子，溫潤如玉。”
羅爾綱說胡適：“我還不曾見過如此一個厚德君子之風。”錢鍾書說胡適：“統言之，胡適之品格絕高於魯迅、蔡元培等。”

世間如果有君子，名字一定叫胡適。

▲ 胡適與江冬秀
君子言而有信、行而有義

1912年正月，郭沫若屏住呼吸揭開蓋頭，發現新娘竟長著“一對露天的猩猩鼻孔”，他立馬奮身奔出洞房，五天后離家出走。郭沫若說：“隔著口袋買貓，交定要白貓，打開口袋卻是黑貓。”張瓊華獨守空房68年，一生無子女。

1906年，魯迅被母親騙回老家完婚。新婚晚上，他獨自睡進了書房。第三天，他從家中出走，去了日本。
魯迅說：“她不是我的太太，只是母親送我的一件禮物。”
1926年，魯迅赴上海與許廣平同居。朱安獨守空房41年，一生無子女。

清末民初，喝過洋墨水或富貴顯達者，紛紛追求“沒有愛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之新觀念，拋棄包辦婚姻與糟糠之妻遂成新潮流。但新文化運動的旗手胡適卻是一個例外。

胡適13歲時，母親便做主給他定了婚。訂婚後15年，胡適與江冬秀從未謀面。胡適內心也曾抗拒過、疑慮過、矛盾過，
但終因“不忍傷幾個人的心”而沒有推翻婚事。“我深深懂得舊式婚姻中女性的地位。”

1917年，留美歸來的北大教授胡適迎娶了江冬秀。史學家唐德剛說：“這位小腳、眼有翳、愛打麻將的女人，成了傳統中國社會最後一位福人。”

婚後，胡適寫了一首詩自我寬解：
“豈不愛自由？此意無人曉。
情願不自由，也是自由了。”
這便是胡適——言而有信，行而有義。

君子周急不濟富

1919年，林語堂到美國哈佛大學留學。沒想到留學期間，經費用盡，生活斷炊。走投無路的他，只好求助於北大胡適。
“能否由尊兄作保他人借貸1000美元，待我學成歸國償還。”

不久，林語堂就收到了胡適的匯款。胡適說：“這是工資預支款，君歸國後，一定要回北京大學工作。”
哈佛畢業後，林語堂又赴萊比錫大學讀博。他電報胡適：“再向學校預支1000美元。”
後學成回國，林語堂如約到北大任教。他找到校長蔣夢麟，萬分感謝。蔣校長感到意外：“哪兩千塊錢？”
林語堂這才知道：“學校根本沒出過這筆資助——那都是胡適個人的錢。”
而且這件事，胡適從沒有向外人說過。

胡適資助的不僅只有林語堂，還有吳晗、羅爾綱、周汝昌、李敖、沈從文、季羨林、千家駒等一眾才子。
他不僅僅資助才子，也資助販夫走卒。因為胡適交友從不論貧富貴賤。

一次，賣燒餅的袁瓞來胡適家閒聊。
胡適說：“我喜歡游泳，可鼻孔長了小瘤，呼吸不便。”袁瓞說：“好巧，我鼻孔也長了一瘤，恐是鼻癌。”
胡適立即提筆寫了封信，讓袁瓞交給台大醫院院長。
信中說：“這是我的朋友袁瓞，一切費用由我負擔。”當年之民國，很流行一句話——“我的朋友胡適之。”
胡適之仗義疏財，由此可見一斑。
有一年，大學者陳之藩寄支票感謝胡適：他留學美國時受過胡適400美元的資助。
胡適回信說：“你不應該這樣急於還此400元。我借出的錢，從來不盼望收回，因為我知道我借出的錢總是一本萬利，永遠有利息在人間。”

陳之藩後來說：“我每讀這封信時，並不落淚，而是自己想洗個澡。我感覺自己污濁，因為我從來沒有過這樣澄明的見解與這樣廣闊的心胸。”

君子和而不同、周而不比

胡適是宣導白話文的旗手，而黃侃是反對白話文的先鋒。
一次，黃侃在講課中舉例說：如果胡適的太太死了，其家人電報必雲：你的太太死了！趕快回來啊！
“長達11字。而文言僅需四字——妻喪速歸。”

胡適的回擊也令人叫絕。課堂上，胡適對學生們說：前幾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給我發信，
邀我去做行政院做秘書，我拒絕了。
同學們如有興趣，可用文言代我擬一則電文。學生寫完後，胡適選了一則字數最少的——“才學疏淺，恐難勝任，恕不從命。”僅12個字，也算言簡意賅。

但胡適說：“我的白話文電文就５個字：幹不了，謝謝。”學生們紛紛嘆服。

胡適宣導白話文，遭遇無數譏諷和謾駡，但胡適回擊總是溫文爾雅，從不進行人身攻擊。
羽戈說：“你看他，哪怕與政敵論戰，都是和風細雨，平心靜氣，連一句刻薄話都罕見，更不必說粗口了。”
1948年，胡適被迫離開北京時，留在寓所的物品中有500多封信件。往來的對象，幾乎涵蓋了國共兩黨主要領袖、軍政要人以及社會名流。
胡適雖然朋友遍天下，但從來不曾喪失立場——既不加入國民黨，也不加入共產黨。無論是對待持不同學術態度的“異己”，還是對待持不同政治態度的“友朋”，他始終保持著一種“和而不同”的君子之風——不站隊、不妄議、不迎合、不謾駡。這一點，民國能做到者，幾人哉？

君子交絕，不出惡聲

新文化運動後，因政見不同，魯迅與胡適交惡。此後，魯迅在報刊上多次挖苦、諷刺胡適。
面對魯迅痛駡，胡適從不應戰。而對於魯迅的文章，只要認為是好的，
胡適就會大力推薦，比如魯迅的《隨感錄》。胡適便在演講中多次提到：“一夜不能好好地睡，時時想到這段文章。”
1936年，魯迅去世後，作家蘇雪林給胡適寫了一封長信，稱魯迅是“刻毒殘酷的刀筆吏，陰險無比”。
胡適回信說：“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魯迅自有他的長處。如他早年的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魯迅死後，胡適從沒發過一句惡聲。當許廣平就《魯迅全集》出版事宜給胡適寫信，請他“鼎力設法”介紹商務印書館時，胡適“慨予俯允”，立馬出面推薦，並擔任了魯迅紀念委員會委員，為《魯迅全集》的出版奔波效力。
誅心是人類的通病，禍延千年，勿論中西。能做到胡適般“惡而知其美”者，有幾人哉？

君子立論，宜存心寬厚

一天早上，胡適喉部有點發炎，胡頌平說：“肯定是昨晚喝的酒不太好。”
胡適說：“不要怪人！連醫生也不敢隨便說的話，怎麼好怪人家的酒不好。”
這就是胡適一直宣導的：君子立論，宜存心忠厚。
何謂存心忠厚？就是“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待人要在有疑處不疑”。

1936年，丁文江因煤氣中毒去世，胡適撰文紀念他時說了一件事：丁文江打牌，把輸贏看得太重，當他手握好牌，手心便會出汗，因此常被胡適等朋友取笑。羅文幹說丁文江：“看錢太重，有寒傖氣。”

但胡適則反思——
“及今思之，在君自從留學回來，擔負一個大家庭的求學經費，有時候每年擔負到三千元之多，
超過他的收入的一半。他從無怨言，也從不欠債；寧可拋棄他的學術生活去替人辦煤礦，
他不肯用一個不正當的錢。這正是他嚴格的科學化的生活規律不可及之處。
我們嘲笑他，其實是我們窮書生而有闊少爺的脾氣。”
這就是存心忠厚、有疑處不疑的胡適。

君子之德，莫美於恕

“寬容比自由更重要。”這是胡適流傳甚廣的一句名言。寬容之于胡適，已深入他骨髓。
作為新文化運動和“自由主義”之旗手，胡適譽滿天下，也謗滿天下。面對別人的咒駡，胡適並不生氣。
有一次，他在給楊杏佛的信中說：我受了十餘年的罵，從來不怨恨罵我的人，有時他們罵得不中肯，我反替他們著急。
有時他們罵得太過火了，反損罵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們不安。如果罵我而使罵者有益，便是我間接於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願挨駡。如果有人說，吃胡適一塊肉可以延壽一年半年，我也一定情願自己割下來送給他，並且祝福他。”

此前，胡適與魯迅兄弟談《西遊記》時，說第八十一難應該這樣改最合佛教精神：
“唐僧取了經回到通天河邊，夢見黃風大王等妖魔向他索命。唐僧醒來，叫三個徒弟駕雲把經卷送回大唐。
自己念動真言，把想吃唐僧肉的冤魂都召請來。他自己動手，把身上的肉割下來佈施給他們吃。
一切冤魂吃了唐僧的肉，都得超生極樂世界，唐僧的肉佈施完了，他也成了正果。”

放眼20世紀，能說這番話者，唯胡適一人。
耿雲志說：“中國最不缺的是極端的力量，最缺的是胡適這種溫和而堅定，自由而悲憫的力量。”

君子不受虛榮、不祈妄福

1929年，胡適從北京到上海的旅途中，意外碰見了老朋友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赫定是瑞典國家學會十八名會員之一。
赫定說：“我想提名你做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胡適果斷而婉轉地拒絕了。

胡適在日記中寫道：“我可沒有那厚臉皮。我是不配稱文學家的。”
後來，李敖寫了《播種者胡適》一文，
充分肯定胡適對國家、民族的貢獻。胡適讀罷此文後，給李敖寫了一封信：
“說我在紐約‘以望七之年，親自買菜做飯煮茶蛋吃’，其實我不會‘買菜做飯’。”
“說我‘退回政府送的6萬美金宣傳費’，其實政府從來沒有送我6萬美金的事。”
“說‘他懷念周作人，不止一次到監獄看他’，我曾幫過他小忙，但不曾到監獄去看過他。”

信中指出的錯誤，全是給胡適貼金的。倘若胡適好虛名，完全可以緘口笑納。但他卻毫不含糊，對多處貼金拒不接受。
胡適難道不好名嗎？他給別人寫的信都要謄抄一份留下來，
其日記也明顯可以看出是為了日後發表，顯然，胡適非常之“好名”。
但他之“好名”，有兩點非常值得如今熙熙於名者學習。一是“君子好名，取之有道”。“不接受來歷不明、言過其實的虛名。”二是“成名後，就不要辜負這個名聲”。“對名譽始終保持著一種警惕和反省。”
這就是胡適——不受虛榮、不祈妄福。

君子不隨眾、不盲從

1937年，羅爾綱趕時髦，出版了《太平天國史綱》一書。《書人雜誌》將其選入“中國最新十部佳著”。
胡適讀後，當面批評羅爾綱：“做書不可學時髦。”“你寫這部書，專表揚太平天國，而太平天國之亂，讓中國幾十年不曾恢復元氣，你卻隻字未提，這樣盲從做史是不對的。”
正因胡適的耳提面命，羅爾綱後終成著名歷史學家。胡適學術上的偉大，不在於他的著作，而在於他的治學之方法——“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

“讀古人的書，一方面要知道古人聰明到怎樣，一方面也要知道古人傻到怎樣。”
“世間有一種最流行的迷信，叫做‘服從多數的迷信’。人都以為多數人的公論總是不錯的。”
所以胡適覺得應該“大膽的假設”，
不大膽地假設、懷疑，就不會有進步和創新。
但大膽假設、懷疑之後，應該“小心的求證”，
“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有七分證據不說八分話。”
“沒有證據，只可懸而不斷；證據不夠，只可假設，不可武斷；必須等到證實之後，方才奉為定論。”
胡適學術上的偉大之處，正在於此。
史學家顧頡剛說：“我的研究古史的方法，直接得之于胡先生，而間接得之於辯證法。”
這種治學方法，也被胡適運用於做人做事中。
所以他從來不站隊、不妄議、不盲從，不把別人的耳朵當耳朵，不把別人的眼睛當眼睛，不把別人的腦力當腦力。

君子不降志、不辱身

1952年，胡適應邀到臺灣講學，他當面對蔣介石說：“臺灣今日實無言論自由。第一無人敢批評彭孟緝。
第二無一語批評蔣經國。第三無一語批評蔣總統。所謂無言論自由是‘盡在不言中’也。”
當時的臺灣，連錢穆都沒膽這麼說。

1954年，臺灣召開“國民大會”，商議改選“總統”、“副總統”，蔣介石假意推薦胡適做總統候選人。
胡適拒不接受：“我有心臟病，連保險公司都不願保我的壽險，怎能挑起總統這副擔子？”
有人問：“如果你真被提名甚至當選時怎麼辦？”
胡適答：“如果有人提名，我一定否認；如果當選，我宣佈無效。我是個自由主義者，我當然有不當總統的自由。”

1958年，蔣介石邀請胡適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就職典禮上，蔣介石提出明確要求：“應擔負起復興民族文化之艱巨任務”，要配合當局“早日完成反共抗俄使命”。蔣介石講完後，胡適站起來，一開口就說：“總統，你錯了。”
然後逐條駁斥蔣介石，說學術與政治無關。蔣介石怫然變色，氣得全身發抖。
蔣介石原來是去“致訓”的，結果成了“聆訓”。
蔣在當天日記中憤慨記錄：“今天實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橫逆之來。”這就是“不受左右”的胡適。
“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趕時髦，也不回避危險。”學者王元化說：“我這輩子，最欣賞胡適這句話。”

君子之本，知行合一

1962年2月24日，一場慶祝酒會上。胡適發表即席演講，不料講到一半，突然心臟病猝發，倒地而亡。
整個天下，哭聲一片。梁實秋說：“但恨不見替人。”
但蔣介石心裡的石頭終於放下了，他在日記中寫道：“胡適之死在革命事業與民族復興的建國思想言，乃除了障礙也。”
當年，胡適在贈言北大哲學系畢業生文章裡，曾引用禪宗的一位高僧所言：
“達摩東來，只要尋一個不受人惑的人。我這裡千言萬語，也只是要教人一個不受人惑的方法。”

之所以說胡適是君子的榜樣，正因為他一生都在堅持——知行合一。既告訴別人怎麼做，又做給別人看！
李敖說：“40年來，能夠一以貫之地相信他所相信的，宣傳他所相信的，而且在40年間，沒有迷茫，沒有‘最後見解’的人，除了胡適之外，簡直找不到第二個。”
不由又想起了胡適欲改寫《西遊記》的結尾：“唐僧動手，把身上的肉割下來佈施給他們吃。一切冤魂吃了唐僧的肉，都得超生極樂世界，唐僧的肉佈施完了，他也成了正果。”

胡適，實實在在、的的確確就是這樣的一位唐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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