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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 研究新疆問題1.
作者: 大川隆法書迷	日期: 2015.02.16　　天氣: 　心情:

前言

　　……新疆……寫下這兩個字讓我頗費躊躇，它是中國現實領土六分之一面積的稱號，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兩千多萬人民時刻掛在嘴上的名稱。但是當我在頭腦里面對這本書的可能讀者時，會浮現我在波士頓經歷的場面。那是一個關於「族群」問題的研討會，到會的有藏人、蒙古人、臺灣人，還有大陸漢人。大家都知道，如果沒有維吾爾人代表，該到場的肯定不能算完整。當會議已經開始，才有一位維吾爾人從德國姍姍來遲。他的第一句話是向與會者宣布，如果有人使用「新疆」二字，他便拒絕參加會議。
　　新疆……一旦進入某種場合，就從一個地名變成包含很多難題和對抗的歷史。什麽是「新疆」？——最直接的解釋是「新的疆土」。但是對維吾爾人，那片土地怎麽會是他們「新的疆土」，明明是他們的家園，是祖先世世代代生活的土地呀！只有對占領者才是「新的疆土」。維吾爾人不願意聽到這個地名，那是帝國擴張的宣示，是殖民者的炫耀，同時是當地民族屈辱與不幸的見證。
　　新疆——即使對中國也是個尷尬地名。既然各種場合都宣稱那里自古屬於中國，為什麽又會叫做「新的疆土」？禦用學者絞盡腦汁，把「新疆」解釋成左宗棠所說「故土新歸」，卻實在牽強，那明明應該叫「故疆」才對，怎麽可能叫「新疆」呢？何況早在左宗棠前一百年，那片土地就已經被清王朝叫做「新疆」了。
　　不過，只要談那片廣闊土地上的事，總得用一個名稱。最終我還是用了「新疆」，除了是一種現實的不得已（即使是東土人士談具體話題也難避免用「新疆」），其實也能讓雙方都從中各取所需——維吾爾人能以此證明他們的土地是被中國所占，中國也能以此宣示疆土的歸屬。
　　用這麽多篇幅，我的目的不是僅為說明選擇地名的困難，而是想說明新疆問題的複雜。僅地名就已存在如此糾葛與對立，揭示新疆問題全貌的困難可想而知。
　　這本書寫作的起點，應該是一九九九年。那時我剛出版《天葬——西藏的命運》。再寫一本新疆問題的《天葬》是我最初的想法。如果沒有在新疆入獄，那寫作應該會按部就班地進行，書也會在幾年前就已問世。不過那樣寫出的書一定和這本不一樣。它會像《天葬》有個面面俱到的框架，居高臨下地概述，力圖包容新疆問題的全貌。但是當我被關進新疆的監獄，被勒令從此不可再觸碰任何官方資料，使我不得不放棄框架式的寫作。新疆問題的真實信息幾乎都被封閉在官方數據內。沒有官方資料，框架是建不起來的。
　　不過這卻可以算作一種成全。入獄使我更深地進入了新疆的情景。當我準備繼續寫這本書時，已經變得躊躇漸多，不再覺得有資格搭建框架和居高臨下地概述，更不敢輕易給出結論。入獄是這變化的轉折點。當監獄之門在我身後鋃鐺上鎖，進入新疆的另一道門卻悄然打開。那道門內的新疆不再是文件、書本和信息中的符號，而是真實的血肉、情感乃至體溫。我與新疆的土地和在那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們從此有了脈絡相通、呼吸與共的感覺。
　　於是，我不再為缺少官方信息而遺憾，也不再認為那是缺陷。信息不是真理，甚至不一定是真相。沒人能比統治者得到更多信息，卻不能說統治者了解了事物真相。歷史讓我們看到，即使是在殖民地過了一輩子的殖民者，又何嘗懂得那里的人民？我寫新疆，重要的不在羅列信息。哪怕是掌握最核心的官方秘密，價值也不如去展現這塊土地上的人民，去了解他們的生活、情感和願望。
　　這無疑非常困難。不錯，在新疆境內，每天都可以見到維吾爾人、哈薩克人、烏孜別克人……作為一個漢人，你可以跟他們打交道、做買賣、討價還價，也許還可以開個玩笑。但所有這些都不意味你能進入他們內心。在漢人面前，他們把內心嚴密地包藏起來。從一九八○年，我前後九次到新疆，走遍了新疆每條主要公路，到過所有地區，五次翻阿爾金山，三次穿塔克拉瑪幹沙漠。那雖然花費很多時間，耗費不少資財，但卻比看見一個維吾爾人的內心要容易。可以說，直到我入獄前，走遍了新疆的我，沒有一個維吾爾朋友。即使在維吾爾人最集中的地方，我也只能出入漢人圈子。不是我沒有接觸他們的願望，是他們不接納。每天在眼前掠過的維吾爾人，僅僅是街道或巴紮（維吾爾語：集市）上的影像。
　　至今，我未見任何漢人研究者真實展現過維吾爾人的內心。中國官方近年對新疆研究投入很大。眾多官方研究者有權看文件，了解機密，見的人廣，到的地方多，卻唯一做不到打開維吾爾人的心扉。對此，海外維吾爾人的發言並非可以全部彌補。他們可以講新疆境內沒人敢講的話，但是並不完整。角色的對立使他們的話語與中國官方涇渭分明、黑白相反，展現的往往是政治姿態和組織立場。而我們更需要知道的，是生活在新疆境內的維吾爾人內心想什麽。在我看來，能聽到一個維吾爾人的心里話，絕對勝過讀一百本外人寫新疆的書。
　　如果沒有新疆入獄，我永遠不會有這樣的機會。穆合塔爾是我的同牢獄友。在今日中國，能讓維吾爾人接納漢人的地方，大概只有關押政治犯的監獄。那次入獄給我的最大收獲就是結識了穆合塔爾。這本書正是因為有了他，才有了現在的角度——不再居高臨下，而是置身其中；不再用外人眼光，而是站到了維吾爾人中間。
　　這本書的內容是在不同時間所寫，但都和穆合塔爾有關。第一部分是我離開監獄後的追憶，記錄了我被捕經歷，包括與穆合塔爾的相識。
　　第二部分是我出獄後四次重返新疆的經歷，是根據當時的旅行日記編寫。四次我都和穆合塔爾見了面。新疆對我的吸引，穆合塔爾已經是主要因素。那四次遊歷幾乎覆蓋了整個新疆（只有北疆一角未到）。沒有機會自己遊歷新疆的讀者，不妨利用我的眼睛，盡管走馬觀花，卻至少是了解新疆的基礎。
　　第三部分是本書的重點——我對穆合塔爾的訪談。那是按現場錄音整理出來的，除了理順口語，基本保持原貌。你會如同坐在我的位置，傾聽一位維吾爾人敞開心扉。那席話將會帶你直接進入新疆問題的核心。
　　第四部分是我對新疆問題的思考。寫在我給穆合塔爾的信中。雖然被放在書的最後，卻不是結論。本來計劃等待穆合塔爾回應，和我的信放在一起再出書。但是關系到維吾爾民族命運的話題，光靠寫幾封信是不夠的，需要由穆合塔爾寫出自己的書。
　　我為此書致謝的人可以開出長長名單，然而還是像以往在中國境外出書一樣——出於安全考慮無法公開。我只能心懷感激，默念名單中的所有名字。排在最前面的當然是穆合塔爾。原本我用××××代替他，但是顯而易見，那不能讓需要防範的人不知道他是誰，只能讓對他無害的讀者不知道他是誰。從這個角度，公開他的名字不會更有害，也許還能對他多一點保護。
　　不過我仍然心存忐忑，祈求這樣做不會是一個錯誤。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曾夢見，我和穆合塔爾又坐在同一間牢房。不過我們已經沒有恐懼，沒有憂傷，好像那就是該有的命運，只是安靜相對，等待把牢底坐穿的一刻。
　　二○○七年一月十八日北京

研究新疆問題

　　一九九九年，正是諾查丹瑪斯預言「恐怖大王從天而降」的那一年，我在寒冷的一月進入新疆。
　　我要講的故事都是在新疆發生，因此在故事開始前，有必要先把新疆情況做個概述。新疆全稱「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位於亞洲的中心、中國的西北，面積一百六十六萬平方公里，占中國總面積的六分之一。對數字沒感覺的人可以這樣比較：新疆的面積相當於三個法國，六個半英國；甚至新疆的一個縣——若羌，面積也接近六個臺灣，十個科威特。
　　新疆有三座主要山脈，北部的阿爾泰山是與俄羅斯，蒙古以及哈薩克斯坦的自然邊界，南部的昆侖山形成與西藏的自然邊界。一千七百公里長的天山山脈則把新疆分為南北兩半，習慣上稱天山以南為南疆，以北為北疆。北疆有準噶爾盆地，南疆有塔里木盆地，新疆以此被概括為「三山夾兩盆」的地形。其中塔里木盆地中的塔克拉瑪幹沙漠是中國最大的沙漠，二千一百公里的塔里木河是中國最長的內陸河。
　　二○○四年，新疆人口將近二千萬。九百萬人的維吾爾族是最大民族，占新疆總人口的46%；漢族七百八十萬人，占總人口近40%；哈薩克族人數第三，一百三十八萬；然後是回族，近八十八萬；柯爾克孜族和蒙古族各為十幾萬人，其余民族皆在幾萬人以下。①
　　新疆的民族情況和邊境情況非常複雜，五千四百多公里的邊境線，與八個國家為鄰（蒙古、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在中國各省區接壤國家最多、邊境線最長、對外口岸最多。漢族以外，新疆當地十二個民族中有七個信仰伊斯蘭教。而與新疆接壤的八個國家中有五個伊斯蘭國家。那些國家又通往中亞、西亞和阿拉伯等更廣大的伊斯蘭世界。新疆本土民族中有五個屬突厥民族，多個毗鄰國家的主體民族也是突厥族，並且通向土耳其那樣強大而野心勃勃的「世界突厥人祖國」。新疆有六個民族跨界存在，其中哈薩克、塔吉克、蒙古、俄羅斯四個民族，相鄰國界之外就是同民族的獨立國家。新疆的民族問題和地緣政治、國際關系、伊斯蘭世界、泛突厥運動等很多因素相互影響，彼此滲透，複雜異常。
　　近年，「新疆問題」在某種程度上超過「西藏問題」，成為北京最頭疼的民族問題。所謂的「新疆問題」，核心是「東土耳其斯坦」的獨立運動。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新疆曾兩次建立「東土耳其斯坦國」。第一次是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在南疆成立的「東土耳其斯坦國伊斯蘭共和國」，維持了三個月；第二次是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在北疆成立的「東土耳其斯坦國共和國」，長達一年半，後在蘇聯壓力下以「三區革命」之名歸順中共。中共執政的半個多世紀，新疆發生的多數有關民族問題的事件，幾乎無不打出「東土耳其斯坦」之旗；境外流亡的維吾爾人組織也多帶有「東土耳其斯坦」之名。①
　　①截止二○○五年底，新疆人口為2010.35萬人，少數民族人口約占60.4%，其中維吾爾族923.50萬人，占總人口的45.94%；漢族795.66萬人，占39.58%；哈薩克族141.39萬人，占7.03%；回族89.35萬人，占4.44%；其它民族都不到1%：柯爾克孜族17.15萬人；蒙古族17.17萬人；塔吉克族4.40萬人，錫伯族4.15萬人，滿族2.46萬人，烏孜別克族1.51萬人，俄羅斯族1.12萬人，達斡爾族0.65萬人，塔塔爾族0.47萬人。（《新疆統計年鑒二○○六年》，中國統計出版社，88頁）
　　① 「東土耳其斯坦」是爭取獨立的新疆當地民族人士所用的中文譯法，中國官方將其稱為「東突厥斯坦」。我在本書使用「東土耳其斯坦」，引用文字時則遵照原文用法。
　　② 趙紫陽（1919－2005），河南滑縣人。1980年到1987年任中國政府總理，1987年到1989年任中共總書記。1989年天安門事件時，因為反對鄧小平的鎮壓決定被撤銷職務，在軟禁中度過余生。
　　①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網： http://www.bingtuan.gov.cn/gaikuang/f_file_v.asp?p_index=25gk&p_id=64
　　② 「反修防修」是「反對修正主義，防止修正主義」的縮略語。其中的「修正主義」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常用於針對蘇聯的代稱。
　　③ 「血肉長城」是毛時代常用的比喻，取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之詞「用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④ 兵團創始人之一張仲瀚(1915—1980)如是說。
　　⑤ http://www.bingtuan.gov.cn/f_search_v.asp?p_index=251020&p_id=186
　　①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年鑒一九九八年》
　　① 張春橋（一九一七─二○○五），毛澤東選擇的文革領導者之一，也是被否定文革者所稱的「四人幫」之一。文革結束前為中共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於一九七六年十月的宮廷政變中被捕。一九八一年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他在整個法庭審判過程中，始終保持一言不發。
　　① 一九八三年，面對文革之後中國思想領域和社會生活的開放，中共黨內的保守派發起的一場企圖扼制中國變革的運動，但在中共改革派反對下半途而廢。
　　② 嚴打是“嚴厲打擊刑事犯罪”的簡稱，為了扭轉混亂的社會治安形勢，按照鄧小平的指示，從一九八三開始，開展對刑事犯罪分子“從重從快集中打擊”的運動。運動歷時三年，造成大量冤假錯案。
　　① 「經國家有關部門批準，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自一九八六年二月起，實行『新疆時間』，即東六區區時；當地稱‘烏魯木齊時間’，主要用於民用的作息時間，鐵路、民航和郵電等部門，仍用北京時間。」（http://www.pep.com.cn/200503/ca692073.htm）
　　② 盛世才（1892-1970），1933年至1944年的新疆獨裁者。
　　③ 王樂泉，男，漢族，1944年生，山東壽光人，1991年調到新疆工作，1995年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一政委至今。2002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員。
　　④ 王震（1908-1993），湖南瀏陽人。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9年率部進入新疆，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書記，新疆軍區代司令員兼政委。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1975年任國務院副總理。1988年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是中共第十一、十二屆中共政治局委員。
　　① 雖然我在這里討論七號文件，但我迄今為止從未看過七號文件本身的內容，只是靠把一些公開場合看到的只言詞組拼湊起來——這是中國特色的研究。
　　① 九一一之後，新疆的恐怖活動明顯減少。當局歸為加強鎮壓的效果，但東土人士的解釋是，因為九一一之後的國際環境對穆斯林的反抗鬥爭不利，所以主動暫時偃旗息鼓，等待時機。
　　① 《新疆統計年鑒二○○六年》，中國統計出版社，76頁。
　　① 馬大正，《國家利益高於一切——新疆穩定問題的觀察與思考》，新疆人民出版社，二○○三年，164頁。
　　① 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和山西希望書刊社一九八九年三月出版的一本書，被中國穆斯林認為以下流文筆歪曲汙蔑伊斯蘭教教義，詆毀《古蘭經》，醜化穆斯林的朝覲巡禮，褻瀆伊斯蘭教寺院建築物，導致各地穆斯林大規模抗議，要求處死作者和編輯。其中烏魯木齊以維族為主的抗議演變成沖擊黨政機關，當局以武力進行鎮壓。被稱為發生在中國的拉什迪事件。
　　① 《新疆統計年鑒二○○六年》，中國統計出版社，82頁。
　　① 公檢法是中國人對公安局、檢查院、法院三個部門的簡稱。
　　① 中國籃球明星，美國的NBA比賽中引人註目的新人。
　　① 「支邊」是支持邊疆的簡稱，是毛時代移民新疆的一種動員口號。
　　① 陶峙嶽（一八九二年-一九八八年），曾任國民政府西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兼新疆警備總司令，一九四九年代表國民黨駐疆十萬官兵通電宣布起義。解放軍入疆後，國民黨駐疆部隊被改編為解放軍第二十二兵團，陶任新疆軍區副司令員兼第二十二兵團司令員。一九五四年以第二十二兵團為基礎成立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陶任司令員，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將軍銜。
　　① 「自流」是當地官方術語，指那些自己流浪來新疆而非有組織的移民。
　　①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網站http://www.bingtuan.gov.cn/gaikuang/f_filelist_v.asp?p_index=251020&p_id=1671
　　② 如農七師一二三團，全團職工總數為5674人，離退休職工4586人。（見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七師網站http://www.n7star.gov.cn/n7s-gk/tuanlian/123/zhuye.htm）
　　③ 張慶黎二○○四年三月九日在中國官方網站人民網的「強國論壇」與網友交流
　　①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共產黨組織的南昌暴動後來被定為解放軍的建軍日。共產黨執政後，很多與軍隊有關的單位都用「八一」命名。
　　① 李鵬，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八年的中國政府總理。
　　① 中國當局的宣傳口號：少數民族離不開漢族，漢族離不開少數民族。
　　① 主麻是阿拉伯語"星期五"音譯，意為"聚會日"。伊斯蘭教規定星期五為聚禮日，通稱"主麻"。這一天正午後教徒舉行的集體禮拜稱主麻拜。穆斯林習慣稱一周為一個主麻。
　　② 乃瑪孜源自波斯語，指穆斯林的禮拜。穆斯林每天要做五次禮拜，分別在晨（破曉）、晌（午後）、日甫（即日偏西後）、昏（黃昏）、宵（夜晚）五個時間內進行，稱晨禮、隱禮、日甫禮、昏禮、宵禮。
　　① 艾沙.玉素甫.阿布泰金（Isa Yusuf Alptekin）一九○一─一九九五。
　　② 就在我聽到這故事的兩天之後，二○○三年十月二日，艾山·買合蘇木在巴基斯坦軍方對靠近阿富汗邊界的南瓦濟里斯坦地區執行反恐行動時擊斃，年僅三十九歲。一個半月後，二○○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已經身亡的艾山·買合蘇木被中國公安部作為第一號恐怖分子進行通緝，通緝令發出九天後，中國公安部才得知艾山·買合蘇木已經身亡。
　　①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共宣布建國，把每年的十月一日定為國慶日。現在每個國慶日全國放假七天。
　　① 計劃經濟時代，中國城市的中學畢業生多數不能上大學，又無法安排工作，便以“上山下鄉”的方式，讓他們到農村和邊疆去勞動謀生。這種學生被統稱為“知識青年”。
　　① 彭加木（一九二五─一九八○），中國科學院新疆分院副院長。一九八○年五月在羅布泊考察時失蹤遇難。
　　② 二炮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炮兵的簡稱，是以戰略導彈為主要裝備，擔負戰略核打擊任務的軍種。
　　① “盲流”在中國是一個長期使用的概念，指盲目流動人口，但所謂的“盲目”只是從政府角度而言，凡是不在政府控制下的流動人口，都被稱為“盲流”。
　　① 毛時期的人民公社之下是生產大隊，大隊之下是生產小隊。大隊核算是在全大隊範圍進行平均分配。按當時觀點，核算範圍越大越靠近共產主義。但平均分配難以調動生產積極性，後改為小隊核算。鄧小平時代搞的土地承包到戶，相當於進一步退回到家庭核算。
　　① 賽福鼎·艾則孜（一九一五─二○○三），維吾爾人。一九三五年赴蘇聯留學。一九四五年，擔任三區革命臨時政府政府委員、教育廳廳長等職。一九四九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任新疆自治區主席等職。文革期間任新疆自治區中共第一書記。一九七八年後調離新疆，任無實權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和全國政協副主席。
　　① 在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阿克陶縣境內。一九九○年四月，當地維吾爾人武裝起事，後被鎮壓。
　　① 一九八六年十月至一九八九年十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聯幹部吐爾貢·阿勒瑪斯公開出版了《維吾爾人》、《匈奴簡史》、《維吾爾古代文學史》三本書。一九九○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當局開展對三本書的批判，將其定性為「新疆意識形態領域的一場嚴重的鬥爭」，「代表的是一股『泛突厥主義』的社會思潮」。
　　② 察合臺應為成吉思汗次子。
　　① 左宗棠軍隊進入新疆的時間是一八七六年。
　　②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在喀什成立「東土耳其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宣布脫離中國。一九三四年二月六日，被回族軍閥馬仲英摧毀。
　　③ 即今天中國歷史所稱的「三區革命」。
　　① 阿合買提江.哈斯木，維吾爾族，一九一四年出生於伊寧，曾在蘇聯學習，先後任三區革命臨時政府委員、新疆省聯合政府副主席等。
　　② 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維吾爾族，一九二一年生，祖籍阿圖什。任三區革命臨時政府委員兼內務廳長、宣傳部長、民族軍政治部主任、新疆省聯合政府委員兼副秘書長。
　　③ 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諾夫，柯爾克孜族，一九○二年出生於烏恰縣。一九二八年曾在蘇聯伏龍芝市學習。盛世才時期曾任旅長。「三區革命」時任民族軍中將總指揮。
　　④ 另外二人，一是達列力汗.蘇古爾巴也夫，哈薩克族，一九○六年生，民族軍少將副總指揮。另一位是羅誌，漢族，曾為東北軍，後到蘇聯學習，一九四五年成為新疆共產主義者同盟副書記，當選民主革命黨中央委員兼迪化區委書記。
　　① 能夠查找的資料與穆合塔爾所說相反，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新疆國民政府軍隊由陶峙嶽率領發布起義通電，第二天新疆省政府以包爾漢為首通電歡迎解放軍進入新疆。
　　① 大十字是烏魯木齊市內的一個地名。
　　① 高級幹部的簡稱。
　　① 王恩茂（一九一三─ ）江西省永新縣人。一九三○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三五九旅副政委。國共戰爭時期任第一野戰軍二軍政委。中共建政後，任新疆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兼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一政委，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第一書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將軍銜。　
　　① 買買提伊敏·伊敏諾夫（一九一三─一九七○）新疆伊寧人。維吾爾族。三區革命遊擊隊排長、連長，伊寧三區革命政府農業局副局長。解放戰爭時期，任三區革命民族軍總指揮部副參謀長，騎兵團團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南疆軍區第一副司令員兼南疆行署主任，中共南疆區黨委副書記，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常委。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將軍銜。　
　　① 指人民公社按勞動量計算酬勞的工分制度。
　　② 巴依是維語富人、有錢人的意思。
　　① 以函授方式教學的廣播電視大學。
　　① 巴郎是維語中男孩之意。
　　① 烏斯滿，一八九五-一九五一年，哈薩克族，生於新疆阿爾泰區的富蘊縣，是哈薩克族中毛勒忽部落的首領，為人有膽量，精於騎射，參加了一九四四年的三區革命，後與三區政府對立，多次發生武裝沖突。中共進入新疆後，烏斯滿帶領哈薩克人暴動。一九五一年二月被解放軍俘獲，同年四月二十九日被處決。
　　① 哈里發，伊斯蘭教社團領袖的稱謂，原意為代理人、繼任人。主要職責是執行教法，捍衛信仰和領土，行使政治權力，為穆斯林社會的世俗統治者。
　　① 伊瑪目是伊斯蘭教教職稱謂。阿拉伯語意為領袖、師表、表率、楷模等。現指那些以宗教為專職，率眾禮拜和主持一地或一寺教職工務者，如清真寺伊瑪目、聖地伊瑪目等。同時，專門從事宗教研究並獲得一定成就，或在某一宗教學科有突出貢獻者，也稱為伊瑪目。
　　① 阿帕克本名依達也提拉，是十七世紀中晚期伊斯蘭教依善宗白山派的開山鼻祖，曾以喀什噶爾為基地，創建過第一個政教合一的「霍加」政權，在天山以南產生過重大影響。
　　① 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是「為統一東土耳其斯坦運動由世界各地維吾爾組織組成的國際上唯一合法的最高領導機構」。於二○○四年四月在德國慕尼黑成立。熱比亞·卡德爾當選為第二屆主席。http://www.uyghurcongress.org/cn/AboutWUC.asp?mid=1095738888
　　① 一九九七年二月二十五日，烏魯木齊市二路、十路、四十四路公共汽車發生爆炸，九人喪生、六十八人受傷。
　　① 八寶山位於北京西郊，有中共高級官員的墓地和骨灰堂。
　　① 一九九五年，九十四歲的艾沙在伊斯坦布爾去世時，土耳其朝野政黨領袖都出席了他的追悼會，參加吊唁的民眾近百萬。艾沙被葬在土耳其兩位前總統的墓地旁邊。土耳其政府還在伊斯坦布爾建立了一座艾沙紀念公園，並在園中樹了一面東土旗幟。東土國旗和土耳其國旗都是一個月牙，只是底色不同，東土為藍色，土國為紅色。（http://caochangqing.com/big5/newsdisp.php?News_ID=268）
　　① 上海合作組織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 SCO) 由中國、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組成。二○○一年成立。蒙古國、巴基斯坦、伊朗、印度為觀察員。
　　① 根據《新疆統計年鑒二○○六年》，新疆蒙古族人口是17.17萬。
　　① 維族農民放在肩上裝東西的褡褳。
　　①蔡孟堅，《有關周恩來殺顧順章滅門血案之澄清》，《傳記文學》第五十七卷第三期【總448期】，15頁，一九九九年九月。
　　①《從人民防空角度看三峽大壩的安全》，http://www.ccad.org.cn/thjs/new_page_3.htm
　　②邴鳳山，《我國壩工技術成就》，

　　http://www.google.com/search?q=cache:PcZARpySB4wC:www.sp.com.cn/chinawp/sdlt/sdlt05.htm+%E4%B8%89%E5%B3%A1%E5%A4%A7%E5%9D%9D+%E5%9D%9D%E5%AE%BD&hl=zh-CN&ie=UTF-8

　　①王維洛，《三峽大壩悠關臺海戰事》。
　　① 內蒙古政府網站：http://www.nmgtj.gov.cn/myshow.aspx?id=782&cid=545
　　② 新疆政府公眾信息網站：http://www.xinjiang.gov.cn/1$001/1$001$001/12.jsp?articleid=2004-3-30-0001
　　③ 天山網（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http://www.tianshannet.com.cn/GB/channel11/50/200112/13/13843.html
　　④ 不過也有人在談論從西藏調雅魯藏布江水，可以把新疆戈壁變為耕地的想法。
　　⑤新疆的人口密度目前已達到每平方公里9.6人，而世界幹旱地區人口居住標準為每平方公里不超過7人。（見新疆新聞網http://www.xjnews.com.cn/zhuanti/news/lianghui/jj/jj13.htm）
　　①以上人口數引自《新疆統計年鑒·2006年》82-87頁；各地區面積按《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分縣地圖冊》計算。
　　② 各地州面積按《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分縣地圖冊》計算
　　① 維吾爾在線網引自哈薩克斯坦國家統計局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公布的資料。 http://www.uighuronline.cn/ZY/HSKST/200602/316.html
　　② 以上兩段的人口數字引自《新疆統計年鑒二○○六年》82-87頁。
　　我在一九九九年去新疆，為的是進行研究新疆問題的前期準備。我在一九九八年出版了《天葬：西藏的命運》一書。之所以研究西藏問題，是因為我認為中國政治改革的首要挑戰會是民族問題，民族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政治改革能否成功，甚至決定政治改革能否開始。專制權力總是把國家分裂的危險作為拒絕政治改革的理由。這理由可以迷惑很多中國人。對於一個國家，法律亂了可以重建，經濟亂了可以恢複，只有領土分離覆水難收。中國歷史上有過外蒙古獨立，占中國領土面積百分之四十以上的西藏和新疆若再分離，中國將難以承受。我用了三年多的時間寫《天葬》一書，就是希望以西藏為切入點，把中國的民族問題搞清楚。
　　本來我沒想接著搞新疆問題，但是Q在這時出現了。他是中國改革年代的聞人，有魅力也有建樹。他的憂國憂民禮賢下士的風格使我們成為朋友。Q欣賞我在《天葬》一書的研究框架，主張我一鼓作氣把新疆問題也做下來。他主持的研究機構願意向我提供經費，不附加任何條件，研究完全按我意願，成果也屬於我，也就是我只多了花錢自由，卻不會失去任何自主。這真是吸引人，我還從來沒有用過別人的錢搞過研究，那感覺一定很愉快。新疆問題遲早應該做，不要過了這村沒那店，我因此動心，最後接受了Q的建議。
　　Q在趙紫陽②下臺後離開官場，他的研究機構不屬於官方，不過似乎仍然有把研究成果送達權力層的渠道。這種「遞折子」被自由派人士不屑，但Q認為那是「臭知識分子」的「愛惜羽毛」，本質是自私和不負責任。畢竟社會狀況與變化更多是被權力決定而非被知識分子的清高決定，因此不能放棄影響當權者的機會。一定程度上，我同意他的看法。

深入維吾爾人

　　一九九九年元旦剛過，我懷揣Q的資金先到寧夏。那里有我在一九八四年漂流黃河時認識的回族朋友阿克。當時他在黃河水文勘測隊當水手，最清楚黃河水情的險惡。他看到我的筏子簡陋，送給我一件救生衣。他那時的眼神是認為我去送死。虧了那件救生衣，筏子在官倉峽激流中翻覆後我才得以脫險，活到今天。阿克今天已不再開船，成了老板，但是仍然懷念當年浪跡天涯、以酒當歌的歲月。事先聽說我去新疆，他一定要同行。我正好也想把回族同新疆問題一塊考慮，阿克對此能提供幫助。於是我們約在銀川會合，開著他為此行專買的桑塔納2000轎車上路。
　　在寧夏走村串鎮，看當年回民起義的戰場，參加開齋節禮拜，聽販毒者自述；進入甘肅後，左宗棠的行軍大道在古長城和祁連山之間綿延不絕，走過古代那些聲名顯赫的郡城要塞，僅那些地名都足以讓人沈浸於歷史；當我們在橫掃的風雪中進入新疆，那里冰天雪地在冬日下廣闊無垠。
　　新疆一直是我神往之地，以前來過四次，走遍了大多數地方。不過那都是旅行，與研究無關。這次我直奔烏魯木齊，住進市中心的「鴻春園」旅館。我不跟阿克去其它地方玩，留在烏魯木齊，到政府部門、研究機關、出版社和書店收集文字數據——這是我此行第一個目的。我的計劃是隨後用幾個月時間閱讀資，為夏天再來新疆實地考察做準備。

　　此行的另一個目的是結交維吾爾人。在漢人圈里研究新疆問題無疑是荒謬的，然而者大多數中國的研究者正是如此，他們把維吾爾人看成不可接觸。記得一九九三年我打算開車從烏魯木齊去維吾爾人聚居的南疆，所遇漢人無不勸阻，大肆渲染維吾爾人的兇險，列舉漢人受到的攻擊。為了求證，我專門去了新疆軍區。接待我的軍官強烈警告，一輛汽車不能單獨去南疆，如果非去不可，要遵循「三不」原則——在維吾爾人聚居區不停車，不過夜，不接觸。軍隊人員全都遵循這「三不」。那次我放棄了去南疆，因為若是遵循「三不」，我不知道去那里還有什麽意義。

　　這當然有新疆漢人的誇張和自我驚嚇，但現實中的確也能感受維吾爾人對漢人的敵意。這就是需要結交維吾爾朋友的原因。只要有一個維吾爾人願意接受你，其它維吾爾人就會對你溫和有禮。我計劃夏天采訪維吾爾普通百姓，靠自己闖是找不到門路的，必須有熟人相引。因此這次到新疆的目的，結識朋友比收集資料更重要。

　　這次我終於能夠進入維吾爾人的圈子，是因為一位海外維吾爾人看了《天葬》，希望我能寫出一本關於新疆問題的《天葬》，因此給我介紹了他的表弟。我在烏魯木齊見到那位表弟時，他剛參加出國英語考試，一見面就向我感慨，填寫考試表格上的民族欄時，列出的九十九個民族竟然沒有維吾爾族，因此他只能在「其它」一項上打勾。

　　「藏族比我們人口少，表上卻有藏族！」他說。「雖然我們有近千萬人，有源遠流長的歷史，可是世界似乎不知道有我們這個民族，更不要說知道新疆問題。」

從認識表弟一個人開始，我逐漸擴大接觸範圍——維吾爾人、哈薩克人、烏茲別克人、柯爾克孜……他介紹朋友，朋友再介紹朋友。在餐廳和酒吧里的一系列徹夜長飲中，為夏天考察的安排逐漸成型。他們幫我聯絡關系，找翻譯和車輛。有Q的資金支持，加上這次布下的關系網，我對做出一個好的研究開始有了信心。

我對一次請客的猜測

　　相反的是，新疆漢人反倒和我保持距離。走前我找人介紹的關系，到新疆卻發現基本沒用。所見者大多冷漠疑慮，不願意沾惹是非，也不認為新疆問題需要由我搞。接觸稍深的只有兩個人，他們都和我隨後的遭遇有關。

　　其中一個是某官方通訊社駐新疆分社的L。北京一位朋友拍胸脯，L是他當年的小字輩，不會不幫忙。L的位置肯定知道很多新疆情況，因此我把他當作最重要的關系。但是當我打電話給他時，他一口推脫忙，完全沒有見面意願。對此我雖然失望，但也不奇怪，我沒有官方身份，遭冷遇是尋常事。

　　出乎意料的是幾天後突然接到L的電話，要請我吃飯。我不免內疚錯看了他。當我按照約定時間到他辦公室，他馬上叫來三個年輕記者一塊去吃飯。他說年輕記者常在下面，了解情況多。但是在整個吃飯過程中只有別人講話，L幾乎不開口。他傳遞出的「場」讓我有些不安，似乎對我有種排斥。吃完飯我們就分手了，彼此都清楚地知道從此不會再來往。

　　讓我重新想起L是在被捕以後，審問者重視每一個我接觸過的人，唯獨不涉及L。L屬於「要害部門」，本該最被重視，這不合常理。正是這種不涉及讓我產生懷疑，L請我吃那頓飯是不是被指派的任務？在監獄無所事事的時候，我半帶消遣地勾畫那幕情景：秘密警察從電話竊聽到我與L接觸，想通過L了解更多情況。他們去L的辦公室，亮出證件，客氣地請他協助。L也許並不願意，否則吃飯時不會對我那樣生硬，然而他也不敢拒絕。雖然他供職的機構牌子夠硬，他卻是新疆本地人，家人親友都在新疆。在奉行「穩定壓倒一切」的新疆，安全部門的權力超越一切，成為無人不怕的閻王殿。於是他約了我。對他而言只是應付一件討厭差事，拉上幾個年輕記者一是可以做見證，二是也無需直接對我「刺探」，在大家東拉西扯的過程中，可以匯報交差的東西就可以得到了。而在審訊我時，既然L見我的過程都在掌控之中，也就不必再問。

　　當然，這純粹是我的猜想，可能永遠也無法證實。如果不是真的，我會非常樂於向L道歉。但即使真是如此，我也能理解。因為後來的經歷告訴我，特務政治無孔不入，誰都可能被卷進去。

兵團老戰士

　　我接觸的另一個漢人J是一位「兵團老戰士」——他這樣稱呼自己。「兵團」的全稱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是個全世界獨一無二的組織類型。它是共產黨進軍新疆後，改編國民黨的投降部隊，加上一部分共產黨軍隊形成的，保留軍隊編制，實行軍事化管理，功能類似古代中國在西域的「屯墾戍邊」。發展到今天，「兵團」已成為遍布新疆的龐然大物，下屬十四個師，一百八十五個團，總人口二百五十四萬，其中百分之九十是漢人。①

　　兵團是新疆最大的漢人組織，被北京列屬正省級行政單位，與新疆自治區平級。新疆到處都有兵團「團場」——這個獨特的詞是指兵團的團級單位占有的「領土」。新疆基本每個縣都會有一個甚至幾個兵團的「團場」，有些地名幹脆就用兵團團場的番號命名，並且印在地圖上。兵團有自己的城市鄉鎮，設有公安、司法、檢察機構，有獨立的戶口造冊、結婚登記處、監獄、科學院、銀行、保險公司等，完全自成體系，不受地方政府管轄。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稱兵團為「新疆自治區內的漢人自治省」。鄧小平一九八一年視察新疆時把兵團說成「穩定新疆的核心」，而主張新疆獨立的人則視兵團為武裝占領軍。對於研究新疆問題，兵團是最重要的方面。

　　J退休前擔任兵團的高級職務，賦閑在家仍時刻掛念兵團。他對兵團現狀感到焦慮，因為兵團地位比起「政治掛帥」的年代正在下降。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蘇對抗期間，新疆幾千公里的中蘇邊境全部由「兵團」接管，遷走百姓，建立起一條縱深十至三十公里的鏈狀邊境農場帶。那時有四百多個兵團的民兵連常年進行邊境巡邏，被喻為「反修防修」②的「血肉長城」③。兵團不吃軍糧、不穿軍裝、不要軍餉，卻擁有不退役的百萬兵員，兵團領導人自誇「不分晝夜，不分山川，不用向導，運用自如，召之既來，來之能戰」④。

　　兵團也許適合「屯墾戍邊」，卻遠非一個合理的經濟組織。自打中國把重心轉移到經濟，尤其是實行市場經濟以後，兵團體制的不適應就日益暴露出來。兵團是計劃經濟體制的典型產物，亦是一個全能型的權力機構。它擔負沈重的政府職能，必須興辦大量社會事業（僅擔負的退休職工就有四十多萬⑤）。在今天的市場經濟中，許多人把它看成一個「四不象」的怪胎——「是政府要交稅，是企業辦社會，是農民入工會，是軍隊沒軍費」，這種民謠即是對它嘲諷性的描畫。市場只認經濟規律，只懂競爭，註定不能與政治目標兼顧。若想真正實現向市場經濟轉軌，除非義無反顧拋棄過去遺留的政治結構與約束，然而那也就失去了兵團存在的理由。事實上，兵團的軍事化使命今日在其基層已經名存實亡，「屯墾戍邊」大部分也只剩下口號。

　　而「兵團老戰士」J卻認為，不能僅從經濟角度看待兵團和衡量得失。兵團的根本作用是鞏固主權，主權高於一切，什麽都要服從這個最高原則。如果兵團垮了，散了，那是分裂分子做夢都想而實現不了的，卻由我們自己做了，是不可饒恕的犯罪！歷代中央政府都對西域屯墾實行特殊優惠政策，今天為什麽不能，為什麽不該？！說沒錢，腐敗分子每年喝掉的酒相當於杭州西湖水，宴席吃掉上千億，怎麽就有錢？用到捍衛主權上就舍不得？！

　　我和J數次長談，他的真摯深情和憂國之心很打動人，然而他卻沒有看到兵團的確已經長成怪胎。它是帝國時代的人造產物，缺乏現代文明社會所需要的法律、文化、經濟與人文基礎，只能靠政權的意誌維系。當政權專制程度高、人為性強時，兵團可以被塑造為有力的治國工具，當社會走向多元化和法治化之時，它落入一個四處掣肘、動輒得咎的困境並不奇怪。改變這個局面，要做的不能是退回帝國時代，繼續給它營造往昔的環境，輸送專制與人治的養料，而是要找出一條現代社會安定邊疆與和睦民族之路。

憲法沒有兵團立足之地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面臨的困境非常複雜，改造也非常困難。正因為兵團不是一個法治產物，缺乏制度支撐，因而不斷發生失衡，必須隨時調整，修補局部，以求在夾縫中拓展空間。那些具體應對雖不乏巧妙，但是經年累月，層叠盤錯，卻變成整體的畸形，且牽一發動全身，越難改革，困境越來越深。

　　我直覺意識到，搞清兵團狀態和問題的癥結，首先應該從兵團的法律地位著手。例如中國憲法對行政區域的劃分沒有兵團位置，現實中兵團卻有上百塊「飛地」分布新疆全境，總面積達到7.43萬平方公里①，超過一個寧夏或兩個臺灣；而且還建立了一個新疆各級地方政府無權管轄、由兵團垂直領導、任命的政權體系。在北京下發的各種檔上，除了「各省、市、自治區」的擡頭，還要單獨加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儼然它是並列的一個省。新疆本是進行「民族區域自治」的自治區，卻在這個自治區域內插進上百塊另外的「自治區域」，形成對原本自治區域的割裂。這在法律上怎麽解釋？能不能解釋？

　　再如中國憲法規定各級地方政府首長、法院院長和檢察長由同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但是像新疆的石河子市，行政建制是新疆自治區的區轄市，同時是兵團農業第八師的地盤和師部所在地。這座擁有二十九萬市區人口的城市，一九五○年還是一個小村落，只有幾十戶人家，完全由兵團從無到有建成今天的模樣。兵團把石河子視為自家財產，似乎不能說沒理。但是法律卻無法那樣認可，它必須是屬於新疆管轄的一座城市。目前采取一個折中辦法——實行所謂「師市合一」體制，由農八師的師長同時擔任石河子市長。這本身就有矛盾——作為師長，應該是由兵團任命，作為市長，應該是由石河子市的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到底按什麽執行呢？遇到這類問題，兵團當然會堅持自己實質上的任命權，但對地方從法律角度發出的質疑卻無法做出言之有據的回答，只能靠中央擺平。而中央的擺平同樣缺少法律根據，從長遠看是無法堅持下去的。同樣，兵團自身的法院系統和檢察系統也面對這個問題，過去都是兵團各級黨委任命法院院長和檢察長，現在進入強調法制化的時代，如何面對與法律的沖突，一直是兵團的困境。

　　面對這樣的困境，兵團往往用政治說法來應付，專制社會的政治是可以超越法律的。每當遇到挑戰，兵團就會本能地拉大旗做虎皮，其中最現成的說法就是為了新疆的主權穩定。與早年充當抵抗「蘇修」的前線不同，今天新疆最大的危險已被說成是民族分離主義。J這樣說：「兵團的作用就是保證新疆這一百六十六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永遠姓『中』！」這無疑也是兵團解決自身與法律沖突的護身符。盡管以此為由可以讓兵團一時得以回避矛盾，長遠看卻會使兵團更深地陷入自我封閉和對外沖突，無法理順關系，籌劃久遠，也不能以開放姿態與當地社會結合。因為這種強調和強化兵團充當新疆「看守」的思路，必然是要把新疆當地民族當作被看管的對象，兵團因此會成為新疆人民與當地政府的異己者，它受到當地人民敵視、遭遇地方勢力抵制也就是正常的。

　　因此，理清兵團與現行法律的沖突，搞清楚它目前在以什麽方式回避和解決沖突，其中什麽是可繼續利用的資源，什麽是繼續制造麻煩的源泉和產生隱患的溫床，在我看可以作為研究的切入點。這種研究可想而知很麻煩，首先要去研讀叠床架屋的法律、規章和文件就讓人頭大，那需要投入太多時間精力。但既然看出這是一個切入點，我就有意識地開始收集與此相關的材料。

以作家身份竊取秘密文件

　　在中國做研究，沒有官方身份無法得到官方信息，甚至進不了官方機構的門，在新疆更是如此。我離開「體制」二十年，Q的研究機構屬於民間，照樣給不了我身份。但是我必須解決這個問題。想來想去，唯一能利用的是中國作家協會。我在八十年代成為作家協會會員，那時的目的也是讓自己有個身份，不過從來沒用過，我和「作協」也一直沒有過聯系。

　　按照章程，作家協會有義務協助會員進行創作采訪，別的提供不了，至少能開個介紹信。於是我拿著會員證去「作協」，辦出來一張紙，上面的紅色公章和正是我需要的。到新疆後，我與官方機構打交道、采訪和索要資料，全憑這張紙。這是我加入作協十多年得到的唯一一次好處。

　　不過，作家不是官，僅有作協會員的身份，照樣無法接觸「秘密文件」。所謂「秘密文件」在中國往往專指黨政機關內部檔。當我開始有意識地收集跟兵團有關的法規時，有一天喜出望外地在兵團機關某個辦公室發現了一本「文件匯編」。那厚厚一本裝幀簡陋的內部印刷物，匯集了從中央到新疆自治區針對兵團的多數文件。如果能拿到那個「文件匯編」，對我可以省太多事！然而在我試圖索要時，卻被辦公室的人嚴肅告知——「內部文件，不可外傳！」。

　　「文件匯編」封面上的確印有「秘密」二字，但我並沒有放在心上。中國當局一向把什麽都搞成「秘密」，也就往往不是秘密。那個「文件匯編」成了我的一個心事，很想拿到，不是看一遍，而是自己有一本。從法律角度研究兵團，不是靠籠統模糊的想法。籠統在法律面前是無效的，必須依據精確無誤的文本琢磨每個字。於是問題就變成了，兵團研究能不能搞下去，前提是得到那本「文件匯編」。

　　我去見「兵團老戰士」J時，事先就在打這個主意。我相信以J的身份，肯定會有「文件匯編」。果然，我在他家剛一坐下，就在他身後的書架上發現了那個不起眼的書脊。

　　我和J接上頭，是他過去一個老部下寫信，再加上作家協會的介紹信。J沒有下層官僚的習氣，似乎把我當作一個可能的中介，希望把他的話傳到北京決策層。我這個「作協」來人興趣太明顯地與文學無關，因此難免顯得有點神秘，容易讓人聯想起「特派」之類的角色。J話中有話地向我感嘆，從北京看新疆，會比從新疆看高得多，遠得多，深得多，中央領導應該學古代那些賢明君主，不用多，派幾個人下來搞點「微服私訪」，就能打破地方的粉飾太平，了解到真實情況。

　　當我提出借閱那本「文件匯編」時，J爽快答應。我輕描淡寫說隨便翻翻，沒有透露要複印。為複印又費了一番心思。雖然滿街都有複印店，但是不久前一位臺灣記者就是被複印店舉報稿件中有對中共領導人的批評，因此被新疆警方拘押。我若複印一整本文件，更逃不過烏魯木齊人民的火眼金睛。好不容易輾轉一番，最後是托熟人在辦公室私下做了複印。

　　我把「文件匯編」還給了J。因為擔心郵寄丟失，沒把複印本隨資料寄回北京，而是帶在身邊。這樣，我的新疆之行圓滿結束，踏上回程，對正在身前身後張開的羅網，絲毫沒有覺察。

秘密警察的跟蹤

　　事後想起感到奇怪，似乎被捕前的那段時間，我關於自身安全的感覺都關閉了。照理說我剛出版《天葬》，同時公開了《黃禍》作者的身份，而官方正在加強政治鎮壓，我為何會在這時失去警惕呢？

　　進監獄後，想起來新疆前與兩個外國人談話，不免感到慚愧。我在談話時這樣解釋中國政治——今日中共比過去聰明，雖然打擊底層造反者依然強硬，卻可以容忍持有不同意見甚至反對立場的知識精英。因為共產黨已經懂得，與他們不那麽一致的頭腦產生的思想資源也可以為他們所用。我說那話時，顯然把自己定位於能為當權者所用的知識精英，似乎只要與底層造反者劃清界限，就可以被恩賜持有異見的特權。我的安全敏感之所以失靈，可能就是這種膚淺認識的結果。

　　當J暗示我可能有「欽差」身份時，我並沒有明確否認，我自認研究可以對當局產生影響，也願意有那樣的效果。可想而知，帶著那樣一種自我感覺，難道還能註意身後有沒有盯梢，旁邊有沒有密探，電話有沒有竊聽嗎？我把每日行程都做詳細記錄，每天整理采訪談話，記錄的文字、錄音磁帶、聯絡地址都攤在旅館房間里，絲毫沒想過每次離開時監視者可以進去盡情查看。

　　一直到我離開烏魯木齊，什麽事都沒有。後來我了解到，那是秘密警察的工作習慣。只要目標在他們掌控之下，就不會著急抓捕，而是要拖到最後一刻，讓目標盡量多活動，以發現更多線索。

　　新疆如同一個口袋，向東進入中國內地的路雖有兩條，實際等於是一條，因為從若羌翻阿爾金山去青海的路遠在千里之外，且偏僻荒涼，絕大部分出入新疆的車都走烏魯木齊到蘭州的公路。那條路的新疆甘肅交界處叫星星峽，新疆警方長年設有堵截抓捕的關卡。那里將是我不能逾越的界線。

　　懵然不知的我開車穿越天山，車內暖氣融融，隔絕著外面的冰雪。聽著日本作曲家喜多郎的西域音樂，阿克在旁邊座位沈睡。在孤獨中欣賞窗外風景，是我喜歡的狀態。一輛日本造的越野吉普車超過我，逐漸又被我超過，絲毫沒引起我註意。後來我才知道，那車里就是即將抓捕我的秘密警察。他們像貓捉老鼠之前那樣，正在玩味我這個沒有知覺的獵物。

　　快到吐魯番時，日本吉普車又一次超過我，徑直先進城里。前夜我打電話跟烏魯木齊友人告別，說了今天會在吐魯番過夜。十幾年前我在吐魯番住過一段，希望故地重遊。我向友人詢問了吐魯番旅館的情況，因此監聽電話的警察不僅得知我將住吐魯番，還知道要住哪家旅館。他們先進城，應該是提前去旅館安排監控。然而我進吐魯番後，看到滿眼都是平庸陋俗的「現代化」，便一路往下希望找到當年的感覺，以不枉多年的懷念，結果穿過整座城市都是一個模樣。我便失去了再進城的興趣，幹脆一踩油門開往下一座城市——哈密。後來聽說，秘密警察在旅館等不到我，著實忙亂了一陣，以為我布了個金蟬脫殼的迷陣呢。

　　傍晚到哈密，在城邊找了家旅館住下。飯後阿克留在房間看電視，我去黑夜哈密迷宮般的小巷轉了兩三個小時。回到旅館，阿克仍然躺在床上看電視，卻說剛來了一幫警察，把我們車開到交通大隊扣下，理由沒說，讓明天去處理。我出去看了看，車的確不在，知道不是阿克捉弄我。我和阿克討論可能是什麽事。車是在我到銀川後阿克才買的，上牌照至少要十天，我們不想等那麽久，就用新車的「移動證」上路了。所謂「移動證」是新車從購車地開到用車地的證明。買車時阿克把用車地寫成烏魯木齊，不用牌照就可以往新疆走，現在反著往回走就成了問題。交通警察如果追究這一點，只好認倒黴，但也僅此而已，多出一份麻煩，沒什麽了不起。

　　後來在監獄我曾幻想，如果那晚我就警覺，有沒有機會逃走？可以雇輛出租車到星星峽，也就二百公里，用不了三小時。在關卡前下車，趁夜色從戈壁灘上繞行，步行三十公里到甘肅的馬蓮井，從那里搭車去內蒙或青海，捉迷藏的余地就大多了。不過那純粹是一種精神遊戲，既然我當時絲毫警覺未產生，也就沒有後悔的理由。何況阿克的車被扣，我也不能甩下他。

我們出了人命？

　　第二天，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九日，我們先去哈密交通隊。像中國各地的交通隊一樣，那里擠滿人，人手一只煙，個個都在諂媚警察，托關系走後門。警察們大權在握的模樣，傲慢冷漠，說不上話。我們努力了半天，得到的回答只是等。我們的問題是什麽，沒人說明。

　　正當我樓上樓下亂走不知找誰的時候，一間辦公室內突然有人打招呼，一個穿毛衣的中年人向我招手，讓我受寵若驚，總算有人理了，反倒沒深想他為什麽要理我，不理別人？那人不像其它警察，態度和藹可親，對我一連串提問，他娓娓道來解釋：

  昨天發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輛載有兩個人的摩托車被一輛超過的轎車別了一下，造成摩托車翻下公路，駕駛員當場死亡，另一人受傷。據現場目擊者說，超車轎車是一輛黑色桑塔納2000，無牌照，跟你們的車一樣。我說不可能，我們的車沒有別過任何摩托車，你們也可以看到我們車上沒有任何痕跡。他說出這種事不一定非得直接接觸，對你們而言，有可能只是超車後回輪太快，一個小小的操作不當，但是被超的車做了一個幅度過大的躲閃動作，就可能沖下公路，造成事故。因為出事時候你們已經在前，速度又快，因此你們可能都不會覺察發生了事故。

　　他這番話說得很圓，我無法反駁。他又說也沒有認定事故就是你們造成的，但是因為死了人，也報了警，總得把事情查清楚，所以只能麻煩你們在這里呆一段時間，配合查清問題。他為耽誤我們的行程表示歉意，對我接著就事故時間、地點等提出的問題，也耐心地一一回答。我問他姓什麽，他說姓薛，還跟我扯了一會家常。

　　隨後我在交通隊門口張貼的警察照片中想找到這位親切的警官，但所有警察中只有一位標明姓薛，職務是交通隊的指導員，照片上的臉卻明顯對不上號，不是他。剛才他的確是從掛著「指導員辦公室」牌子的房間里叫我，一個到交通隊辦事的當地人從門外路過打招呼，卻稱他「處長」。交通隊怎麽會有處長呢？我當時已經顧不得對此深想，思維完全纏繞在我是不是害死了一個人上。那是人命關天的事，使我深受震動。我無法遏制自己，非要去想那是一個什麽人。而且我越是回憶昨天的情景，越是好像真看到我開車超過了一輛摩托車，連那騎手的棉帽是什麽形狀都在眼前。是我造成了他的死亡嗎？

　　當我和阿克在交通隊旁一個清真小館吃面時，我向他說了剛剛了解的情況。阿克沈吟半晌，說他不認為是這麽回事，里面肯定有文章。阿克平時表面大大咧咧，一般總是對我言聽計從，實際上內心精明，有豐富的社會經驗。但我當時卻沒在意他的看法。我被那個「死者」纏繞不休。

　　下午，總算找到了真正的薛警官——交通大隊的指導員。他說辦案警察正在調查事故現場，得等他們回來才能進入處理。於是我讓阿克在交通隊繼續等，自己回到旅館，想睡一覺，看能不能躲開那個「死者」的冤魂。

哈密被捕

　　後來我把各種線索聯系起來，編織出當時情景：跟蹤的警察在吐魯番失去我的蹤跡，雖然忙亂，但是並不慌張，因為我們只有星星峽一條路，一個電話就能布好堵截，我們插翅也飛不過去，同時沿途城鎮的警察都會查找。哈密警察就是在對各旅館進行檢查時發現了我們。只是那時天已晚，執行抓捕的秘密警察只能第二天再從吐魯番趕到哈密。於是哈密警察就編造了一個交通事故，先把車扣下，讓我們無法跑掉。第二天在交通隊也是繼續拖時間，等待執行抓捕的警察從吐魯番趕到。至於那位自稱「薛」姓的處長（後來再沒有露過面），真實身份應該是哈密地區安全處的處長，來交通隊坐鎮指揮。那天我周圍肯定一直有便衣監視，但是不知道為什麽直到傍晚才動手。從吐魯番趕來的警察應該在下午二點就到了，那時我在交通隊的走廊里看書，一個人看我的眼神奇怪，我以為是在交通隊那種不讀書的地方有人讀書顯得異類才被那麽看。等到抓我的人沖進旅館房間時，我發現那人也在其中，已經換上警服。後來我知道他姓楊，是新疆安全廳九處的一個科長，主辦我的案子。

　　被抓時我正躺在床上看書。「死人」纏繞使我無法入睡。聽見有人敲門，我想也沒想就去開門。黑壓壓一堆人隨著門開轟然湧入。最前面是一個兩米身高的大個（後來我知他是前排球運動員），把警官證亮在我眼前，隨後宣布我攜帶危害國家安全的物品，依法對我進行搜查。另一些人圍住我照相錄像，閃光燈不停，使我產生了如同召開記者招待會的感覺。我當時沒有特別驚慌，腦子轉了一圈，知道只有複印的「文件匯編」可能是他們的目標。我把那複印件從包里拿出，問他們是不是找這個。

　　好，證據確鑿（他們當然早知道），就可以名正言順拘捕了。隨後一切按程序展開，檢查物品，一一登記。他們扣留的，除了要我確認，還要在場的旅館保安見證和簽字。搜查中間阿克回來，照相機和攝像機又一齊對準他。他憤怒抗議。當時我還勸他冷靜，照個相有什麽了不得。同時我跟警察說，我做的所有事阿克都不知道，跟他沒有任何關系。

　　如果說那時我對自己將會怎樣完全不清楚，至少一點可以感到安慰——不會連累阿克，因為我什麽都沒有跟他說過。我來新疆要做什麽，背景是什麽，見過什麽人，搞過什麽材料，他一概不知。倒不是我對他保密，沒有什麽密值得保，只是我知道他對那些不感興趣。出發前他要我帶些新寫的東西給他看，我特地打印了一份未完成的書稿，但他只看了一頁就昏昏入睡，從此再沒翻過。我被抓後，那書稿的「反動內容」倒成了我的罪證之一。

　　我和阿克被分開帶走，被捕期間再沒見過面。後來聽說幾天後就讓他開車回寧夏了，因為他一問三不知，的確什麽都不知道，那效果是裝不出的。審問者只能認為他是個傻帽，糊里胡塗被我利用了。

「反間諜支隊」的羅網

　　被捕的第一晚我被關在哈密一處不起眼的建築中。安全部門有偽裝成不同面目的據點。起初我沒認為事情有多嚴重。即使複印的文件有「秘密」字樣，但類似的「秘密」到處可見，無人在意，也少有人因此擔上罪名。不過我沒說複印文件是為做研究，也沒有扯出Q的機構。雖然Q有言在先不需要隱瞞，但是我打著作協會員的身份，拿著中國作協的介紹信，扯出個民間研究機構容易複雜化，於是我只說是為寫書來新疆收集材料。
　　關於複印件原稿從哪來，我知道警方一定已經掌握，要做的只是別讓J擔責任，便告訴審問者我如何拿作協介紹信去兵團宣傳部聯系，再由兵團宣傳部介紹給J，因此J借給我「文件匯編」不屬違紀，我進行複印他也不知情，一切責任在我。
　　我馬上發現，寫書的說法和承攬複印文件的責任正是審問者需要的。既然對違法行為「供認不諱」，就有了進一步拘押和審判的法律根據；而複印文件的目的是為寫書，就有了盜竊情報換取金錢的關系，以寫書換稿費可以被視為間接出賣情報。不過這種邏輯不是一下子就讓我能清楚看到。他們的審訊手法講究迂回，不會讓你猜到引向何方，以免你躲避陷阱。我開始擔心，他們花了那麽大力氣，不會是僅為辦一個複印文件的案子吧？
　　第二天才讓我在拘傳文件上簽字，我意識到事情可能比我想象得嚴重。發出拘傳文件的單位欄里填寫著「哈密地區國家安全處反間諜支隊」，這使我陷入深思。我當然不是間諜，然而事實到底是什麽並不重要，共產黨制造過無數冤案，從來不看事實，而是需要。一九九九年被當局視為「大事之年」。在這一年里，接踵而來的有「六四」十周年、「五四」八十周年、西藏事件四十周年、千禧年等一系列關口，當局對這一年會不會出事心懷緊張，層層布置嚴加防範。除了打壓民主黨組黨，重判了民主黨骨幹，還有數位知識分子被捕，以及民間知識分子組織被禁等鎮壓措施。
　　被抓前，我沒有把這些事串起來看，現在才開始認真面對，我會不會也是盤上要動的一顆棋呢當局安渡「大事之年」棋？抓我可以警告知識界與我類似的人不要亂說亂動，不僅是對「現行」活動的警告，還可以傳達秋後算帳的威脅——就算《黃禍》已過多年，仍然逃不了應有懲罰！而對不久前出版的《天葬》，就更有直截了當的恫嚇效果。
　　第二天，我被押上那輛一路跟蹤的日本越野車返回烏魯木齊。一棟外表看上去像老式居民樓那樣普通的建築，鐵門緊閉，進出複雜。那是新疆安全廳的一個秘密據點。我被帶進其中一個單元。楊科長煞有介事地展開一張紙向我朗讀，宣布對我實施「監視居住」。我的「居住地」就是那單元房內一個小間，鐵欄封窗，窗上結著厚厚冰花，不透視線。

專業屠夫的宰割

　　接連幾天的審訊都是在關我那間小屋進行。一天審數次。每次由墻角一臺攝像機錄下全過程。初期審訊者是一位哈密安全處的警員，完全用對待罪犯的方式。我和他的對抗逐步升級。隨後他便消失了，再未出現，換上楊科長登場。楊對我解釋因為那警員態度不好被撤換，著實讓我心里溫暖了一下。但是不久我就明白，先出場的人態度蠻橫是一種有意安排，他們總是有人演紅臉，也有人演黑臉，是規範化的工作程序。
　　不過在我還不能看懂這種手法的時候，換上溫文有禮的楊科長，讓我感覺遇到了知心人——這就是黑臉先出場的作用。楊科長不是一本正經坐在審訊桌後，而是跟我面對面地促膝聊天（雖然我們的膝離得挺遠，卻給了我那感覺）；負責記錄的任警員面目慈祥，笑容可掬；還有開車的祁師傅對我問寒問暖，關照我的生活；女警員小李動輒叫我「王老師」。可是沒過多久，我就知道這種方式比哈密那警員的簡單粗暴更難對付。對黑臉你可以幹脆不理他，你能被激發出鬥誌。可現在人家笑盈盈地圍著你聊天，說都是為了你早獲自由，要把問題了解清楚，你總不能不理吧。而只要你開口說話，他們就會引導你不斷往下說。比如你接觸過甲，他們會問和甲怎麽認識的？如果是通過乙，就會問乙是什麽樣的人，人在哪里，做什麽工作，然後再問和乙又是怎麽認識的？是通過丙？好，那再開始問丙……這樣的「談話」很快對我形成極大壓力。雖然我可以不說對別人不利的話，我這次接觸的人都屬泛泛，沒有實質內容，所以不會造成任何連累。但即使只說出別人名字，也讓我免不了有出賣的感覺。
　　除非是什麽話都不說，就像張春橋當年對付審訊那樣①。然而張春橋有那種意志，是因為知道無論怎樣都不可能改變下場。我卻是千方百計想把自己解釋清楚。我推翻了原來說的為寫書收集資料，告訴他們真實目的是做新疆問題研究，複印文件不是為了寫書，更不會危害國家安全，相反是要維護國家安全。然而對方一句話就讓我啞口無言：法律不考慮動機，一個好人殺了壞人照樣是犯法。不管你的動機是什麽，你的行為已觸犯刑法，按照法律可以判刑。但你若是好好配合，我們可以幫你解脫——結果怎麽樣，完全取決你的表現！在這樣的情況下，一旦你產生了對方能幫你解脫的幻想，就不會有勇氣不回答審訊，頂多是不說對人不利的話。　
　　如果把審訊視為一場鬥智，被審者是處於絕對劣勢的。審訊者是一個組織體系，有專業知識，有分工合作，掌控一切信息和資源。而被審者的一切渠道都被封鎖，孤獨無助，任人宰割。對我來講，壓力最大的不是審訊過程中，雖然那時腦筋轉動激烈，事後會感到筋疲力盡，但比起審訊之間的間歇，至少不那麽緊張。審訊間歇除了看守者，其它人全退到另外房間（那房間里究竟有多少人我一直沒搞清，只聽得到人來人往）。我清楚地知道一群專業屠夫就在離我咫尺的地方，合夥算計如何對我宰割，他們分析前面的審訊情況，尋找其中的破綻，商量對付的策略，擬定下一輪審訊內容，而我卻無法知道他們到底要怎麽做，要達到什麽目的。那時會拼命猜測，卻是絞盡腦汁也沒有可憑借的信息。那種大腦陷入盲目空轉的滋味非常難受，就像被蒙著眼睛等待不知何時將從何處下手的刀割一樣。我逐漸開始產生頂不住的感覺，我怎麽能對付得了他們？！他們的職業就是整人，而且他們是一個機關！機關——何等形象和準確的一個詞！
　　我逐漸發現，他們的審訊手法分不同步驟與層次，經常故意制造一些迷惑，讓你搞不清他們的目的。也許每次問的是些不那麽重要的問題，你覺得回答起來不會對自己和別人有害，然而問題合起來卻可能成為一分開來看無足輕重的個圈套，讓你不知不覺鉆進套中，而在最終明白的時候，已經無法解脫，因為你在每份審訊記錄上都簽下了「屬實」字樣，在每一頁按下了手印，不可更改。等到他們最後把不同的審問記錄組裝在一起，你才會大吃一驚地發現，你承認的東西已經可以解釋為罪行。
　　盡管我已經告訴了他們來新疆的目的，但他們並不信：如果真是做有利於國家的研究，為什麽一開始不說，而是說寫書？何況你研究的結果是什麽？不是也要寫成書嗎？我能感覺他們是在往這樣一條路上引導：我多年一直盜竊國家秘密，炮制著作，換取金錢。我來新疆也是做同樣的事。甚至進一步，何必非以寫書換錢，直接竊取秘密出售豈不是更簡單？
　　出版《黃禍》和《天葬》兩本書的明鏡出版社，在中國情治部門眼中一直是重點懷疑對象。我和明鏡來往密切，明鏡在海外出版的大量涉及中國黨政軍內幕的出版物，會不會有我提供的情報？這似乎是非常合理的邏輯，甚至可以懷疑，我就是明鏡出版社在國內搜集情報的代理人和傳遞情報的樞紐！
　　審訊一度集中在我與明鏡出版社的金錢往來上，明顯是想從中發現我靠「出賣情報」得到的收入。這使我擔心陷入一個卡夫卡式的城堡，越來越說不清。我在香港有一個賬號，由明鏡出版社一個朋友與我共同署名並幫我管理，為的是收明鏡付給我的版稅。按規矩銀行每月會寄一份賬單給我。在來新疆的前兩個月，那位朋友的一筆錢被錯打進這個賬號，隨後馬上又被調走。那以後，銀行就不再把每月賬單寄給我，而是寄給明鏡的朋友，因此從我抽屜里存放的賬單上，能看到有一筆錢在我來新疆前打進，卻看不到又被原封不動調走。安全機構對此能有什麽解釋呢——只能是來新疆刺探情報的經費。而我怎麽說清楚呢？可以作證的因素都在海外，無法得到，他們也不會相信。
　　審訊又轉向我的花銷。我的回答更是混亂，因為我基本不理財，說起來前後矛盾，漏洞百出，看上去特別像有鬼。在審訊者看來，我的生活方式需要不小的花費才能支持，如經常旅行，自己開車去西藏等。包括這次來新疆，竟買了一輛新車（好在能查證車屬於阿克）。如果對此解釋不清，至少有「財產來源不明」之嫌，那本身已經是罪名，何況對我，意義不止於經濟，還可以證明我是通過出賣情報換取收入的間諜！
　　他們真會相信我是間諜嗎？我覺得不應該。我哪有一點間諜模樣呢？就憑我對他們的監控毫無防範，從未有過任何「反偵查」，也足以說明我不可能是搞「秘密活動」。世上有這樣的間諜嗎？我努力和他們溝通，希望打消他們的懷疑，別往那種方向引導案情。
　　但我逐漸發現，問題其實不在於他們個人認為我是什麽，而在於他們的部門（或上司）需要我是什麽。中國年輕一代的情治人員基本已沒有意識形態色彩，對社會的看法和普通百姓差不太多，甚至聽你談論民主也會點頭附和。但你如果認為他們因此就會放你一馬，就大錯特錯了。相比之下，他們在這一點可能還不如上一輩。老輩情治人員有意識形態，面對「階級敵人」仇恨滿腔，可一旦了解到對方不是壞人，有時還真可能提供一些幫助。年輕一代則完全是技術化的，原則不再是意識形態，是他們的個人利益，考慮問題的出發點不在於是非對錯，而在於他們個人能否完成任務、立功受獎。表面接觸，他們比老一代溫和，容易溝通，總是把自己擺在「吃這碗飯」的位置，說些有人情味的話，說他們是職業的不得已，因此希望你能「配合」他們完成工作，別砸他們飯碗。然而你一旦被這種話打動，去「配合」他們的「飯碗」，結果一定遭殃。因為他們的「飯碗」是沒有底的，怎麽裝都不會滿。那些提升、加薪、獎金等有關他們個人的利益，取決的不是能否為你解脫冤情，而是能否板上釘釘地把你定為罪犯——不管事實上你是不是。

我開始恐懼

　　當我明白是否被定罪不在於有罪與否，而在於當局需要與否，就真的陷入了恐懼。早有人提醒我：當局不動我則已，動就會置於死地。今天是不是是不是到了跟我算賬的時候呢？
　　知情者告訴我，八十年代我上過一個名單——那是準備在「清除精神汙染」①和「嚴打」②名義下搞掉的一批人。那批人被認定可能在未來對政權有威脅，由此深謀遠慮的做法是在他們形成知名度以前，就把他們用刑事罪名投進監獄，消磨掉他們的青春銳氣，不讓他們為人所知，黨國未來可以減少許多不穩定因素。據說那名單隨「清除精神汙染」的夭折而擱置，我因此幸免於難。是否真有那名單我不能確定，但是對專制政權至少是個有「創意」的思路。如果八十年代就把我關進監獄，後來也就沒有《黃禍》和《天葬》。現在他們是要亡羊補牢嗎？
　　我無法判斷可能被判幾年刑。審訊者說按法律條文，我犯的罪應該判五到十年，數罪並罰就更多。面對突然近在眼前的刑期，我才發現自己原來是多麽脆弱。從來無拘無束的我對失去自由的生活不能想象。一想到將有那麽多年在監獄度過，恐懼便會在漫漫長夜深入骨髓，隨之而來的各種想象也異常活躍，具體而細微。其中想的最多的是七十多歲的母親怎樣奔波於北京和新疆來「探視」。那種想象讓我痛苦萬分。
　　更大的恐懼接踵而來。楊科長在一個陽光明媚（我能在不允許打開的窗簾上看到光影）的上午突然轉移了話題，不再問跟我有關的事情，而是說：談談跟你來往的各界人士吧。
　　什麽叫各界？！我驚悸地反問。外表的激烈其實正出於內心恐懼。我一直怕被問到這樣的問題。
　　楊科長不急不躁，微笑著解釋他的「各界」：比如說學術界啦、文化界啦，還有新聞界什麽的。
　　我回答：我認識的人都是普通老百姓，沒有學術界，沒有文化界，也沒有新聞界！
　　楊科長遺憾地搖頭，這種貌似強硬的謊話在他眼里只是虛弱，如果我是真強硬，回答的聲音不需要那麽尖銳，應該很平穩，只說一句就夠了——我不想談，也不會跟你談。
　　在整個審訊過程中，我一直盼著讓我躲過這樣的問題。我聽到過太多這樣的情況：一個人在受審時連累了別人，在他獲得自由之後（甚至還在服刑期間），就沒有人再提起他受過的苦難，而只記住他的「出賣」，並且會無休止地流傳下去。從被抓那一刻我就擔心，抓我的目的是要扯出一個竊取和出賣情報的網絡。我一直盼著審訊只跟我自己有關，不要牽扯別人，理智上卻又知道不可能，始終提心吊膽。
　　被切斷一切信息來源的人對處境的判斷很容易形成幻想。那幻想利用的材料只有以往經驗。八十年代那份傳說中的名單在我頭腦里成了模式，深想下去，越來越認為今天也有如法炮制的可能。只要把我搞成竊取情報的間諜，就可以在我交往過的人中隨意挑選整肅對象，指控為我提供過情報，因為在中國什麽都能成為情報，即便是閑聊天也可以「泄密」。而要做到這一點，前提是從我這得到證據——只要我承認了誰給我講過什麽，讓我看過什麽，一起做過什麽，審訊記錄上有了我的簽字和手印，就可以將誰定為我的同謀，斷送其前程。
　　我當時真正相信他們會那樣做，而且正在那樣做，即使後來被釋放，我也認為我的猜測有合理成分，那是出自對專制權力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是中共以其血腥歷史造就的。對專制政權而言，做出我猜測的事實在尋常無奇。旅居德國的臺灣作家龍應臺從已公開的東德公安部檔案中，發現了一份對付一位物理學家的計劃。那位名叫波普的學者被視為「壞分子」。一九八七年，波普妻子裊麗可無意中對女友透露了對婚姻的厭倦，負有監視任務的女友馬上匯報給公安部，主管波普的公安部二十二處處長隨即進行了如下設計：
　　第一階段：促使裊麗可申請進修以加強她與其夫分手意向……同時進行，避免波普本人在其工作單位及社交生活有任何升遷或改善可能。完成日期：1987年3月。
　　第二階段：擴大波普婚姻危機，加強女方離婚意願，應設法使裊麗可與第三者（網民哈洛得）發生親密關系。完成日期：1987年6月。
　　第三階段：給波普工作單位主管寫匿名信，使波普成為問題人物。完成日期：與前同。
　　第四階段：在《青年》報上發表波普和前妻（克莉）所生女兒一篇文章，贊美其「堅定的社會主義信仰」，以之為榜樣來警告壞分子。完成日期：一九八七年五月。
　　第五階段：促使波普女兒就讀學校加強對該女政治信仰教育。該女兒最得波普寵愛，影響其女兒應可加深波普無力感及家庭分裂。完成日期：1一九八七年三月。
　　第六階段：在波普朋友圈中散布不利於他的謠言。完成日期：持續進行。
　　僅從這段文字中還看不清秘密警察到底要達到什麽目的，不過足以讓人看到把工作做得何等細致，陰謀設想得何等長遠，布局設計得何等複雜。中國秘密警察即使沒有德國人的效率，畢竟也養了那麽多人，花那麽多錢，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在琢磨這些。在詭計方面中國人不輸世界任何民族，因此從險惡方面估計他們的用心，並非多余。

出賣了一個人

　　面對審訊，我陷在矛盾中。那矛盾源於我的雙重恐懼。一重恐懼是怕出賣別人，另一重恐懼是怕失去自由。這雙重恐懼分不出孰清孰重，因此無法得到一個穩定的重心，結果變成兩頭都想要——既不要出賣人，又能獲得自由。其實若不是身心被恐懼滲透，不難判斷二者都要的想法根本無法實現。因為獲得自由，前提取決於安全機構是否放你，而你不答應出賣，他們又怎麽會放人？然而那時我像抓住稻草那樣，相信最終能發生被稻草救起的奇跡。

　　後來我對那種矛盾心理是這樣反省的，之所以存在幻想，總是期望與審訊者溝通，原因是沒有找準自己的定位。如果我是因為進行政治反對活動被捕，自然知道應有態度是「大義凜然」；如果我是在寫完《黃禍》後被捕，也會因為是預料之中坦然處之；然而這回明明是來為「國家安全」做事，卻被「國家安全」機構所抓，難道不是「大水沖了龍王廟」嗎？會不會消除了誤會哈哈一笑，眼前麻煩頓時化為烏有呢？

　　我決定不要一味抗拒，還是應該說點什麽，否則無法過關。審訊者循循善誘地勸導：抗拒沒有好下場，你違法竊密已是事實確鑿，按照法律說判就能判，不過這種事是橡皮筋，抻長也可，縮短也可，就看我們怎麽處置。只要你跟我們「配合」（這是他們最愛說的一個詞），不判也是有可能。在這種誘惑下，我想即使講一點「各界朋友」，只要是他們已經掌握的，由我再說一遍也算不上出賣。

　　再次審訊我開始和他們「配合」，幾乎又恢複到促膝談心的氣氛。談到以往我到外面采訪用什麽身份，我先為我的一個朋友做了很多開脫，然後說出我有個「特約記者」身份，是那個朋友給辦的。每次出門他給我開一封介紹信，但不要求我一定寫文章給他。那身份對我在外活動頗有幫助，如果不是朋友後來怕影響仕途和我斷了來往，這次來新疆我還會是「特約記者」而不是作家。按我想象，這應該是早被情治部門掌握的情況，說和不說沒有本質不同。

　　看到認真傾聽的楊科長臉上閃過的表情，我突然意識到錯了。那表情雖然一閃即逝，可中間的興奮如此強烈，像一把利劍深深刺進我的心——那是抓到了大魚的表情！是取得了「重大突破」的喜悅！

　　我開始向深淵墜落。原來他們不知道！原來這成了我的出賣！這打擊使我腦子整個亂了。

　　審訊結束後，姓任的警員讓我在每頁記錄按下手印。我要求重看一遍記錄，但並不知道能做什麽補救。我覺得全身心都陷入沮喪。雖然理智告訴我不要過多想「出賣」的問題。情治部門對此肯定早知道，只不過新疆警察地處邊隅，掌握資料不充分罷了。那位朋友和我的最後見面已告訴我他受了警告。他在仕途走了半生，人生意義除此無可維系。平時他會盡可能幫我，一旦有影響仕途的可能，就只能和我分手。然而即使再不相見，我也始終把他當作朋友，感念他的一切好處。最後見面他那倉惶神色一直留在我腦海，現在又浮現出來。看著我的供詞，印在上面的鮮紅指印像流淌的鮮血。那是誰的血？！我似乎看到朋友的妻子哭著怨我毀了她家前程，幼小兒子在後面牽著她的衣服。那使我的心都要破碎，我無法按照理智判斷冷靜對待，白紙黒字和鮮紅指印逐漸擴展，充滿我的視野，那印證著一段不可更改的歷史，是我親自寫下的，記錄著對朋友的一次出賣。不，不要辯解，即使不是實質上的出賣，也是意象上的出賣！
　　我在頭腦一片混亂中要求和楊科長談話。我告訴他，我拒絕這種把別人牽扯在內的審問，如果繼續這樣的審問，我不會回答，而且將會以絕食進行抗議。
　　態度雖強硬，內心並沒有戰勝恐懼。在那種場合，沒有一種堅定不移是不可能獲得足夠勇氣的。我的話混亂搖擺，在拒絕審問的同時，又建議他們自己去搜查我的住處，我的全部文件和聯系名單都在那里……
　　剛說出這建議我就意識到，這完全是亂了方寸的表現。這樣建議無非是想擺脫自己的責任，期望他們不通過審問就掌握我的全部情況，而不需要再由我說，似乎那就可以避免我「出賣」了。這種混亂表明我已經快要頂不住了。盡管他們是否搜查不會取決我邀請，但我這樣建議，說明我的底線在後退，現在已經不是不連累他人，僅僅是不要通過我的嘴連累他人。然而如果他們不停止審問呢？他們就是要利用我栽贓，用我的口供把他們想整的人拉下水呢？我最終會不會開口說，會不會為了對自由的渴望而與他們「配合」？我難道沒有可能再一次或者更多次落進同樣的陷阱——在說以前以為他們已經知道，說出後卻在他們的臉上看到抓住大魚的表情嗎？　
　　我的抗爭沒有嚇住楊科長，我的倡議也沒有讓他動心。任警員顯得十分興奮，楊科長異常冷靜，沒給我任何回答。他們回到自己的房間，但是一反常態，沒有像平時那樣緊閉房門，而是敞開著，楊科長坐在門口沙發上向我這邊觀察，沈穩而威嚴，如同貓在觀察被逼進了死角的耗子。我想他們的教科書和多年經驗都在告訴他們，犯人此時已經到了心理防線被攻破的邊緣，就快大功告成，只消再等待一會，犯人就會繳械投降。

自殺前的收支計算

　　在楊科長冷眼審視下，我來回踱步，思想疾速飛馳。然而那時頭腦並不混亂，反而條理越來越清晰，結論越來越肯定。我清楚地意識到，對目前狀態需要做最壞打算，必須正視這種可能——我最終會抵抗不住。我必須知道那可能造成什麽後果？
　　我把可能因為我抵抗不住而受連累的線索逐一排列，從每條線索一步一步往下推，連累可能延伸多遠，會帶來多少傷害。一個代價的表格逐漸形成，一邊是一系列與我密切相關的人，他們或者受指控，或者被捕入獄，或者是斷送前程，而表格的另一邊，只有我一個。
　　怎麽來衡量這種代價？
　　記得早年和女友在黃土高原搭車，卡車在冰雪坡路突然打滑溜車，我跳下車想找石頭擠住車輪，可是遍地只有黃土不見石頭。卡車在光滑如鏡的路面上載著女友和司機滑向路邊幾十米的深溝。那時我閃出的念頭是腿可以代替石頭！一瞬間我真生出了把腿伸向車輪的沖動，幸運的是卡車突然改變了下滑方向，撞上另一側的土坡停了下來，那閃念究竟只是沖動還是會成為行動因此沒得到檢驗。但是現在可能墜下溝的是一群人，不是因為冰雪路面，是因為我，我的沖動該是什麽呢？
　　我的確產生了沖動——就是去死。
　　自殺！
　　只要我死了，所有的線索就會中斷，正在編織的羅網就會失去目標，指控和舉證就無法進行，所有可能被我連累的人都會得到解脫。以我一個人的死換取這樣的結果，值得不值得？
　　收支表顯示得非常清楚——值得！
　　我要這樣做，當然並非完全是「獻身」，其中很大成分是為我自己。即使是現在，我也不能斷定哪種成分占的份額更大一些。我已經看到了自己的懦弱，即使不想正視也不可回避。我無法克服失去自由的恐懼，因此就沒有戰勝對手的勇氣和信心。所謂最值得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我那時最恐懼的的確就是我的恐懼。我恐懼自己會因為恐懼成為「叛徒」，而且恐懼地相信自己逃不脫恐懼的結果。如果真是那樣，即使換來了自由，那種自由也已腐爛變質。即使回到自由的世界，目睹朋友受我所累的結果，承受人人指著脊梁的屈辱，那樣的自由和生命又有什麽價值？
　　那種生，不如死。
　　一些細小的聲音在表達另外的意見。有的提醒我，母親怎麽辦？她中年承受丈夫自殺，怎麽忍心讓她老年再承受兒子自殺？但那聲音很快被排除。只是為了不讓母親在晚年奔波新疆監獄承受「探視」之苦，我的一了百了對她也是仁慈。還有一個聲音說，你致力的遞進民主制呢？如果你的目標是改變歷史，個人榮辱算得了什麽？那聲音被更快甩在一旁，一個人如果失去尊嚴，也就失去了整個世界和歷史，還有什麽資格去談改變歷史？！
　　這時有其它辦案人趕來，他們進了對面房間，把房門關上，也許是要研究怎麽對我進行最後突破。可能是認為我就要繳械了，因此放松了警惕，沒留人看守我。
　　這可是一個機會。我突然對執行剛剛的決定變得急不可待，心里認定必須馬上就動手！現在回想，那種急迫感也是出於恐懼。從保證自殺成功的角度出發，最佳時機肯定不是當時，而是深夜。只消再挺幾個小時，深夜就會來臨。那時看守者落入夢鄉，從容一些，有足夠的時間做完足夠的事。然而我太害怕了，對自己完全失去了把握，我怕挺不到深夜，萬一在深夜來臨之前就被「突破」了呢？萬一對失去自由的恐懼戰勝了對成為叛徒的恐懼呢？那時再死就晚了，死也成了白死！就連保持尊嚴的唯一手段都喪失了，只能成為永恒的屈辱者！所以，要死就得馬上，才是死得及時，才能死得有價！
　　一旦橫下心，我感到激動，同時又升出些傷感。我知道一旦死了，這些想法不會有任何人知道。對我的死，唯一說法只會是安全機構的解釋，無疑是些最庸俗的故事——或是嚇破了膽自殺，或是怕間諜罪行暴露而畏罪自殺。人們開始還會議論一下，很快就忘掉，這樣的人不值得記憶。我把目光看向虛空，從來沒有像那一刻感到一直信奉的無神論多麽無所依托，也從來沒有像那一刻希望宇宙真有一個萬能的神存在並且主宰。我盼望神無所不在的眼睛此刻正在看著我，他能知道我這樣選擇是為了什麽，而且能把對我的理解溶進他的慈悲，溶入宇宙的永恒。
　　我本來還有寫下一點什麽的願望，實在不甘心這樣無聲無息地離開世界。可是轉念又覺得顧不上了，必須爭分奪秒，否則一旦他們出來，就有完不成死的可能。我先把平時從不允許關的房門關上，把插在門外鎖孔的鑰匙拔下，再從里面鎖上門，那樣即便他們發現，打開門也得多費些時間。以我的死法，多那點時間可能就夠了。
　　我找出平時不常戴的近視鏡，掰下一個鏡片，精心放在腳下，用恰到好處的力道踩破。對比兩塊玻璃殘片，我選出了大小、刃口都更合適的一塊。然後用手指壓摸脖子左側，我知道那里應該有一根動脈，只要把它割斷，幾分鐘內體內的血就可以一噴而光。然而平時對此只有概念，真到找的時候卻怎麽也摸不到動脈。不過我很快就放棄了尋找，頂多割的距離長一些，總會割得到。
　　我留了比較大的余量開始動手，第一下玻璃沒有紮進去，力量不夠。第二下用的是猛勁，皮膚很輕易就被紮破，玻璃片插進肉里。手指碰到翻開的皮膚，感覺到溫熱的血湧出。那時沒有疼痛感覺，好像割的不是我自己，是在給別人做手術。好，下一步是橫向移動去割動脈。一方面頭腦異常清醒，如同工程師在進行技術操作，同時眼前開始出現幻覺，似乎看見父親正在向我召喚。父親死於文革，被定為自殺，一直有人為他辯護說是被殺，但我相信父親完全有可能在那黑暗的年代選擇自殺。世上生物只有人會自殺，因為只有人會追求活的尊嚴。從這個角度看，自殺不是恥辱，而是人性的光榮！
　　正在這時，房門轟然洞開。開車的祁師傅瞪大眼睛一步跨進。後來我一直想不明白，為什麽他沒有遇到門鎖的障礙？我清清楚楚記得鎖了門，他怎麽會一推就開。只要他再晚進來一秒，我的整個操作就會如期完成，因為只要割斷了動脈，即使在最短時間把我送進醫院，血也會流得一滴不剩。我那時的模樣肯定嚇著了祁師傅，他驚悸地問我在做什麽，我一邊向他微笑，一邊用玻璃片的刃口加快去割脖子里面的血脈。他狂叫著撲上來抓我的手，其它人也都隨之沖進撲向我。我馬上就被壓倒在地。那時天旋地轉，宇宙的能量一齊爆炸。我喊叫「我不做一攤狗屎活著」！那話是想給現實世界留下一個最後聲音，然而我的內心卻是在向黑夜星空軟弱地求救，上帝啊，請給我勇氣！


醫院的日子

　　我被送進醫院，據說只割斷了靜脈，離動脈還差一點點，因此失掉的血不是很多。對於我拒絕輸血，醫生沒有堅持。新疆安全廳來了很多人。審訊時一直躲在幕後的那位維吾爾人處長（我曾看見他出入）這回也走到前臺，對我表現得關懷備至。還有更為神秘的人，帶著遮住大半個臉的口罩過來看我，再無聲無語地消失。
　　我親切地感受著醫院的人間氣氛。一位女醫生的臂膀讓我覺得無限溫柔，她托著我的頭為我上藥。不知為何讓我想起在德國看到過的訓鷹姑娘。鷹站在姑娘的手臂上是不是也能感受這種溫柔？醫院使我放松，感到安全，因為醫院里不會有審訊，我也無需經受擔心成為叛徒的恐懼。聽到醫生對楊科長說至少一個星期才能出院，我心里甚至浮出了喜悅。
　　我被安排住進一個所謂的高級幹部病房，因為那種病房有獨立的衛生間，可以自成一體，適於看守。便衣警察們四人一班輪換，防止我再次自殺。其實已經沒有必要，只要不是感到時間那樣緊迫，我怎麽肯付生命的代價？住院使我獲得了緩沖時間。面對接連不斷的審訊，被審者最缺的就是時間，因為想出一套應對審訊的說法不能是就事論事，必須通盤斟酌。審訊者正是出於這一點才總是在開始階段進行密集轟炸，讓被審者沒有時間形成整體的自圓其說。而對每個具體問題的隱瞞，會在不同問題的相互印證中顯出漏洞和破綻，只要不斷對那些漏洞與破綻發起進攻，被審者就會認識到靠編造難以過關，從而失去抵抗意誌，全盤招供——那就是審訊者所稱的心理防線崩潰。他們追求的就是這個效果。
　　我就是因為害怕心理防線崩潰決定自殺。雖然未成，卻給了我加固心理防線的時間。住院期間每天從早到晚，我看著天花板一點一點地回憶、思考和編織。我要織出一張無懈可擊的網，沒有破綻，經得起任何審問，既能開脫自己，又能不連累他人。做到這一點，我就可以獲得信心，同時對付失去自由和成為叛徒的雙重恐懼。
　　這是一種鬥爭，我在頭腦中模擬審問，所有角度，每一步挑剔和對最小細節的求證都不能忽略。我動用全部智力想象審訊者可能施展的手段，必須在那些手段面前做到左右逢源，不被擊破。那是一種繁重的智力工作，需要一次又一次推倒重來，往往好不容易編織起一片，一個細節的無法銜接就前功盡棄。那種龐大工程常讓我疲憊不堪。
　　自殺使我得到了緩沖，同時也使我在辦案者眼中更加可疑。如果不是有重大隱情，為什麽要選擇自殺？我要給辦案者一個能打消這種懷疑的解釋，便告訴他們是因為心理崩潰。這種解釋沒錯，如果我的心理堅強，就沒有必要以自殺躲避，懼怕崩潰本身也應該算一種崩潰。我還讓他們感覺我有文人的懦弱和神經質，情緒易失控，這樣可以比較容易解釋自殺行為，辦案者也願意接受這種解釋，這可以使他們在上級面前減小責任。
　　現在回頭來看，自殺行為似乎是一種驚慌失措，說明我心理素質脆弱，遠遠不能成為「對敵鬥爭」的英雄。不過從另一面，我也通過這個行為得到對自己的新認識。以往我只知道自己恐懼死亡，但是這件事證明，死對我並非那麽困難，因為在死的上面，還有我更加珍視和不能放棄的事物。
　　不管怎麽樣，醫院的日子使我逐步恢複信心，保護自己的網逐漸編織成型，雖然不是天衣無縫，至少可以周旋若幹回合，不至於一交手就被攻破。
　　一天晚上醫院氣氛變得緊張，即使我出不了病房也知道有事發生。主管我的維族處長來了，他自我介紹叫庫來西，說是剛有一名警察被恐怖分子槍擊，送到醫院後已經死亡。看來新疆並沒有因為抓了我而變得平靜，我似乎聞到血腥味在空氣中彌漫。庫來西姿態豪爽，說話直率，親熱地對我問寒問暖，聲稱過幾天要跟我好好談一談。「談清楚你就回家！」顯得特別大方。
　　祁師傅待我一直很好。他太太就在我住的醫院當護士。他甚至讓太太把醫院里的葡萄糖輸液拿來給我喝，說是可以補血。出院那天，趁周圍沒別人，他叮囑我以後無論遇到什麽情況都要挺住，哪怕別的都不為，為了你母親，也得好好活下去。他的關懷使我感動，同時也讓我意識到，庫來西的豪爽只是表面姿態，等待我的將是更多難關。


庫來西要我「竹筒倒豆子」

　　押送我的車開出醫院，隨之又開出烏魯木齊，車窗外掠過積雪的田野和蕭條的農村。我被兩個警察夾在中間，貪婪地看外面世界。汽車開出幾十公里，到達一處圍著高墻和電網的建築。那是新疆安全廳設在米泉縣的看守所。即使對安全廳的車，荷槍實彈的武警也要一絲不茍地盤查。進去路上每道鐵門都發出轟響，白墻上的巨大黒字——「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撲面而來。

　　我先被送進看守所的審訊室，楊科長再次展開紙張朗讀，這回向我宣布的是「依法拘留」——比「監視居住」升了一級，隨後讓我在拘留文件上簽字。整個過程都有人攝像和照相，搞得煞有介事。我不明白拍下這些場面的作用是什麽，也許只是上級撥款添置了新設備，不能閑置？

　　我剛被捕時，辦案者是防止走漏消息。那時允許我給家里打了一次電話，是因為沒有電話家人會到處找，反而麻煩。通話時楊科長貼身站在我旁邊，只要我的話稍不對勁，伸手就可掐斷電話。那次我告訴母親要下鄉幾天，不久就回，心里也的確抱著不久能回家的希望。這回有了變化，向我宣布完拘留，便要給我家人寄拘留通知書。他們不再怕公開，說明已決定進入法律程序。而進入法律程序，就不是輕易可以擺脫的，也意味最終可能躲不掉判刑——因為他們和法律是一家。

　　我知道這時早點讓外界知道真實情況有好處，營救活動開展的早和晚，作用可能差很多。但是算了一下時間，拘留通知寄到家的日子正好是春節前一兩天，家人的節日立刻就會變成受難日。他們都已年近古稀，還有幾個快樂節日好過？於是我提出暫時不發拘留通知。辦案者讓我把這一要求親筆寫在通知書上，表示不是他們扣住不發。這回又同意我給家里打一個電話。我向母親編了一堆更大的謊言，說是維族朋友約我去南疆農村旅行，喝酒吃羊看跳舞等，那邊通訊不便，所以整個春節期間都無法聯絡雲雲。別說，母親還真信了。

　　進牢房前又進行了一次審訊。一些原來從未見過的人也出場，我前面坐了一大排，使我感覺好像我在給他們開會。區別只是他們面前有桌子，唯獨我坐在一個孤零零的凳子上。

　　庫來西第一次出席審訊。他比我年齡大一些，看上去挺能幹，思維敏捷，漢話說得至少跟我一樣好。幾個人輪流提問題。問到我在《天葬》書里引用的內部材料是從哪來的，我坦白說是在拉薩一個機關走廊的廢紙堆里撿的；問我那些材料此刻在哪，我說寫完書後全燒了；問我寫完書燒材料是一貫做法嗎？我回答那倒不是，只是因為那些材料是從垃圾堆撿的，十分骯臟，無法保留。庫來西這回不再親切，眼光嚴厲並飽含威脅。他警告我對抗沒有好處，必須「竹筒倒豆子」——痛痛快快把一切徹底交待。說這話時他兩手舉肩做出倒竹筒的姿勢，我似乎真看見圓滾滾的豆子從溜光竹筒中嘩啦一下子倒幹凈的場面。看著他那張典型突厥人的面孔，我心里浮出另一個毫不相幹的問題：新疆什麽地方長竹子？
　　我還是表現得很軟弱，努力跟他們拉近乎。我說你們是為國家安全，我也是為國家安全，咱們目標是一致的呀。你們不應該把我推倒敵對一邊，我們其實可以合作。你們給我提供材料，我做研究，豈不是我不用「竊密」，你們也多了一份研究成果嗎？庫來西對此輕蔑地回答：我們黨有六千多萬黨員，那麽多研究機關，每年投入那麽多資金，要你做什麽研究？！這話說得真有勁，讓我一時啞口無言。可是我心里不是沒有話，只是到了嘴邊沒敢說，早有人這樣評價——中國所有用國家資金搞出的西藏問題研究，加在一起不如王力雄的一本《天葬》！
　　關進看守所讓我感到前途黯淡，不過同時獲得一點安慰的是，醫院的日子使看守我的辦案者疲憊不堪（他們只能在病房沙發上睡覺），急於休息，正好又碰上春節，因此整個春節期間都不會再有審訊。這一下又多出十多天的時間讓我繼續編織和推敲，我也因此就有了更多的信心對付未來的挑戰。

安全廳看守所

　　以前聽人描述過看守所的情況，警察橫行，待遇惡劣，犯人之間弱肉強食。不過那是公安系統關押刑事犯的看守所。相比之下，安全系統看守所的條件好得多。那是一個大墻所圍的院子，晝夜有持槍的武裝警察在上面巡邏。院里有八棟一模一樣的獨立小屋，彼此相隔二三十米距離。每座小屋長寬大概各四米，附帶半間屋大的小院，小院圍墻上方扣著整體的鐵柵欄，如同鐵籠。

　　我的牢房是八號，里面已經有一個漢族犯人和一個維族犯人。牢房里有三個床位，加上我正好滿員。待警察鎖門離開，我和另兩個犯人相互自我介紹。維族人名叫穆合塔爾，因為他的絡腮胡子，我以為他有三十好幾，實際只有二十七歲。他入獄的罪名是企圖組織遊行，在北京被捕後送回新疆關押和審訊；漢族犯人被穆合塔爾稱為「陳叔」，六十歲左右，禿頂，戴眼鏡，是個副廳級官員，因為經濟案件入獄。

　　我後來發現這是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在安全廳看守所里，少數民族犯人一般都是政治犯，漢族犯人幾乎全是經濟犯。照理說經濟犯不歸安全廳管，但是因為公安系統與社會聯系太多，腐敗嚴重，能量大的犯人即使被監禁，也能在公安系統內部找到管道，與外界串供或影響案情。而安全系統跟社會聯系少一些，相對隔絕，因此一些大案要案的辦案單位就把犯人送到安全廳看守所委托看押，籍此切斷犯人與外界的聯系。還有一些漢族犯人是通過關系主動轉進安全廳看守所的，圖的是這里比公安系統的看守所條件好，犯人相對文明。這兩種漢族犯人幾乎都不是普通百姓，或是高官，或是巨商，即使是在監獄里，模樣也能看得出原本在外面的地位。看守所也給他們一定優待，如允許親人探望的次數多，送進的食品和營養品也比較豐富。

　　我的錢在被捕時叫警察悉數收走，因此進看守所的頭兩天沒錢買東西。「陳叔」給了我一包煮牛肉，雖然放了多天，已不新鮮，美味仍然讓我難忘，使我當時心想將來要還他一頭牛（出獄後給他寄了五百元錢）。「陳叔」床鋪下面是個大箱子，里面簡直就是個市場，什麽都有（當然是就犯人眼光看）。跟他關押在一起的那段時間，我甚至從他那里嘗到了在外面都沒有吃過的伊犁熏馬腸和庫爾勒香梨等風味食品。

　　沒有多長時間，我的情況也好轉了。辦案者對我在生活方面的要求基本都滿足，反正我有錢扣在他們手中。祁師傅按我開的單子開車去買食品，甚至買來了我要的英語字典和教材。

　　同樣是犯人，當地民族與漢族相比境況卻差得多。他們多數家不在烏魯木齊，又是底層百姓，沒有疏通關系的能力。我進去的時候，穆合塔爾已經在看守所關了近一年，他母親從南疆千里迢迢來了幾次，希望看他一眼，卻一次都沒讓見，給他帶的東西也送不進來。只有送錢看守所願意代收，為的是讓犯人能在看守所內買東西，增加看守所內部人的商業收入。因此穆合塔爾只能根據收到錢知道他媽何時來過，每次都讓他情緒低落好幾天。

　　今天中國的監獄，有錢能使處境改善很多。不幸的是民族犯人多數沒錢。新疆當地民族的收入普遍比漢人低。漢人可以隨手花的小錢，對當地民族往往是難事。以吃飯為例，按常規犯人一天兩頓飯，每頓基本永遠是兩個饅頭，早上的菜是胡蘿蔔丁鹹菜，晚上是土豆湯，幾乎也不變化。只靠那兩頓飯，要不了幾天就會有頂不住的感覺。如果想吃飽或換口味，只有自己花錢買看守所提供的加餐。每份八塊錢，大部分是「拉條子」（新疆的一種日常面食），偶而是米飯和菜。加餐賺的錢歸看守所，用不著上繳，所以看守所對供應加餐很積極。每份加餐的成本應該不超過1塊錢，因此有很高利潤。穆合塔爾的父母是幹部，家庭條件還算好，都只能偶爾要加餐，大多數民族犯人則是長年吃兩頓，總是處於饑餓狀態。

　　民族犯人除了經濟困難，處境也更不利。他們的案件往往與反對漢人統治有關，因此在以漢人警察為主的看守所中是被當作真正的敵人。中國以往的意識形態已經瓦解，過去被視為醜惡行為的貪汙受賄等，現在都見怪不怪，只剩下民族主義被當局用於整合人民思想，不斷強化。在民族主義煽動下，新疆漢人普遍仇視當地民族的反抗行為。安全廳看守所的警察更是要使用手中權力，讓「搞分裂」的當地民族犯人嘗到「國家鐵拳」的滋味。

　　不知從什麽年代延續下來，犯人對看守所警察都稱「管教」。在所有「管教」中，我只看到過一個維族人，其它都是漢人。那位維族「管教」的姓名現在我已經記不起來，不過我當時比較註意觀察他。他沈默寡言，不茍言笑，看上去非常內向，不像平時所見的維吾爾人那樣開朗。他對犯人態度冷漠，然而也不耍威風。他對維族犯人從來只講漢語，不講維語，也沒有任何照顧與憐憫，好像他們不屬於一個民族，或者是他已經加入了漢族。但是我想他回到家里，對妻子和孩子講的一定是維語。深夜時分，也許他會想起被他看管的同族人。一個連本民族語言都不敢隨便講的人肯定受極大的壓抑。連跟漢人混得不錯的維族人都常有受辱感覺，因為新疆漢人只要不註意身邊有維族人，歧視和侮辱的話可以隨時脫口而出。即便是對某個維族人表示好感，贊美的話也是說人家「一點不像維族」。在看守所這樣的漢人圈中，維族「管教」不知得嘗受多少這種有心無心的侮辱，卻只能壓在心底。痛苦只有他自己知道。

獄中生活

　　我很快適應了環境。總體來說，牢房好於我原來的預期。「陳叔」說這里最早是情報部門的培訓基地，用於訓練派出當間諜的特工。只是那時衛生間是封閉的，現在暴露在牢房中，靠一道一米多高的木板墻遮擋入廁。我們牢房的馬桶有問題，晝夜散發不良味道，好在聞長了，嗅覺也就變得麻木。屋內有一個暖氣片，但是年久失修，名義上供暖，摸上去只是不冰手。還有一個火爐，看守所有時會發點柴和煤，可以在最冷的日子生火取暖。讓我高興的是那個屋外小院，雖然幾步就會走到頭，畢竟可以隨時呼吸室外空氣。小院的墻有三米多高，上面如同井口的天空永遠襯映著倒扣的鐵柵欄。

　　在這樣的牢房里，只要「管教」不出現，只要武警沒有正好走到可以俯視院里的位置，就可以算是個自由天地，比起那種牢房內有攝像頭的「正規化」監獄，不知好到哪里。除了提審和有特殊事情，「管教」每天只有兩個時間露面。一個是送飯時間。院子鐵門上有個一尺見方的小口，平時從外面鎖住，送飯時打開，大鐵勺在鐵門上「咣咣」敲幾下，犯人就得以最快速度出去領飯。送飯的也是犯人，「管教」在旁邊看著。還有一個時間是每天晚上查房。那時一般幾個「管教」同時進來，帶著槍，手拿電棍。不過也是例行公事，除了酒喝多時容易找茬，多數都是看一眼就走。

　　「管教」進牢房時，犯人必須起立站成一排。我雖然不知道要求這樣做的根據是什麽，也只能入鄉隨俗。包括經過任何一道門都必須說「報告」（被提審一次可能得說七八個報告）。我不認為在細節上較真有多大意義，和基層人員對抗也不明智，他們只是執行者，改變不了你的命運，卻有能力給你制造很多麻煩。總體來說，獄警對我態度不算壞，有的還可以說挺好，所以對背監規、寫「思想匯報」一類要求我也照做。出獄後我曾把當時背下的監規記錄下來，存進計算機，再找時卻發現沒了蹤影。後來才懂得那是「有關部門」的黑客所為。我現在能記住的內容，只有不許犯人之間交談案情和傳授對付審訊的方法；不許穆斯林犯人祈禱、守齋、宣傳宗教；不許攻擊黨和政府；不許講黃色故事；及時揭發同監犯人的不法行為等。如果保留下來，應該是一個挺有意思的文本。

　　大年三十那一天，「管教」進牢房問誰會包餃子，我和穆合塔爾都說會，便被帶到食堂。穆合塔爾一上手就露了餡，他連一個完整的餃子都包不出來，一看就從來沒幹過這活。「管教」罵了他，把他送回牢房。後來他跟我說，他的目的就是為了到牢房外面走一趟，哪怕是一會。去食堂的路上他看到了大墻外面的博格達峰，心里感覺非常舒服，根本不在乎「管教」罵不罵。

　　每個參加包餃子的人都往餃子里塞盡多的餡，因為每人只能分到固定個數的餃子，餡包得多就可以吃得多。但是明明包出的餃子鼓鼓，煮出來卻變得癟癟。老犯人都明白，那是因為包進去的不是羊肉，主要是羊油。那種餃子即使在長久胃缺油的情況下，吃不了幾個也會膩住。老犯人說，春節給犯人吃一頓肉是國家規定，但是好肉都被「管教」分了吃了，剩給犯人的只有羊油和雜碎。在看守所里，「管教」克扣夥食是犯人不衰的話題。我聽了不少這方面的故事。連辦案人員給我買的食品，送到我手里也發現有短缺。

　　除夕之夜，外面的農村和附近的米泉縣城鞭炮響成一片。在牢房院子里看得見夜空被煙火映成彩色。「陳叔」情緒波動很大，因為一點小事與穆合塔爾發生了爭吵。我勸開他們，拉穆合塔爾到小院里抽煙，向他解釋漢人有「每逢佳節倍思親」之說，「陳叔」肯定因為思家心切才會一觸即發。穆合塔爾沒說什麽，但是我知道，在維族犯人眼里，同獄的漢族犯人多是罪有應得。

　　維吾爾人之所以要獨立，很大程度上不也是為了擺脫這些異族的貪官汙吏嗎？不過，穆合塔爾對我倒是另眼看待，因為我屬於少有的進到這里卻不是貪官汙吏的漢人，而且我的罪名和他一樣，都是「危害國家安全」。

穆合塔爾的罪

　　穆合塔爾從小在南疆上「民族學校」。「民族」是「少數民族」的簡稱。新疆有兩個獨特的術語，一個是「民考民」，意思是民族學生考用民族語言教學的學校；另一個是「民考漢」，意思是民族學生考用漢語教學的學校。

　　穆合塔爾是「民考民」。「民考民」學生漢語一般不太好。不過穆合塔爾後來到中國內地上大學，必須用漢語，因此他雖然口音重，用詞不是很準，卻不妨礙交流，他要表達的意思我都能明白。比如他經常說起「我的罪」，完整意思應該是「他們加給我的罪」。

　　穆合塔爾入獄的罪名，是他企圖組織維吾爾人在北京進行一次請願，抗議對維吾爾人的歧視。其實那不過是一個想法，口頭上做過一些討論，並沒有實施，而且已經決定不做，因此即使按照不允許人民表達意見的專制法律，也不該算有罪。但我見到他時，他已經被關了一年。他在法庭上雖然堅持自己無罪，卻不指望法庭真會判他無罪，頂多是希望少判一些。

　　穆合塔爾要進行的請願，正是維吾爾族與漢族關系不斷惡化的一種反映。歷史上，兩個民族的關系多數時間都不能算好，現在應該算最壞的時期之一。即使是毛澤東時代對新疆當地民族進行殘酷鎮壓，但由於有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以「階級」取代了「民族」，民族矛盾也沒那麽突出，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被掩蓋。

　　很多中國人都知道維族農民庫爾班騎毛驢到北京感謝毛澤東的故事，也許那是宣傳，但我的確聽過老輩維吾爾人講述當年的民族融洽和他們對漢人的好感。那時公共汽車上的漢人見到少數民族會主動讓座，中國內地更是到處把少數民族當作歡迎對象。他們當時把漢人當成老大哥，認為漢人到新疆真是為了幫助當地民族發展。然而在最近十幾年，民族關系惡化速度驚人，程度也特別嚴重。尤其是在年輕人中間，漢族和當地民族的隔閡越來越深。甚至在同一住宅區里，小孩子都以民族分團夥，互相之間除了打架沒有其它來往。

　　導致民族關系惡化的，主要是當局政策，與漢人行為也有關。新疆漢人總是以統治者眼光看待當地民族，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一九九七年新疆出過爆炸事件後，為了防止炸彈，政府曾要求在公共場所對人們攜帶的包進行檢查。但是檢查者對漢人的包只是走形式地掃一眼，對當地民族人士的包卻百般細查。這種明顯的民族歧視很快蔓延到整個中國，無論在哪個城市，看見新疆當地民族模樣的人，警察動輒攔住盤問；新疆面孔的人攔出租車，到處都不停車；住旅館也常遭拒絕。

　　我見過一位烏孜別克族的大學教授，一副學者形象，很有風度。他講去上海出差時，火車晚點，深夜下車正趕上大雨滂沱，雷電交加。他沒帶雨傘，冒雨跑進車站附近一家小旅店，已是全身濕透。旅店值班的是個老太太，只因見他長著新疆人的面孔，便一口拒絕他住宿，說是按上海市政府規定，新疆人只能去一家指定的回民旅店。他當時實在按捺不住，大發雷霆，說你們上海當年來新疆幾十萬人，我們給你們吃和住，什麽都不要，今天我到你們上海住一夜，是給錢的，你們都不讓，你們上海還有沒有一點良心？他從此發誓再不去上海！

　　中國內地城市對新疆人的歧視傷了很多新疆人的心。僅僅這種歧視就足以把很多少數民族推到漢人對立面。既然你們像防賊一樣防我們，我們為什麽還要在一個國家？罪犯哪里都有，怎麽能因為新疆出了恐怖分子就把所有新疆本地民族都當成罪犯。漢人犯罪的更多，為什麽不對漢人采取對同樣的措施？西方社會有種族歧視，但要隱蔽得多，至少不敢像上海那樣赤裸裸地實行種族隔離，都讓那麽多去過西方的中國人變成民族主義者，新疆當地民族的人為此憎恨漢人又有什麽值得奇怪？

　　穆合塔爾想請願，是指望政府能出面改變這種歧視，應該還是對政府抱有希望，把政府當成解決矛盾的仲裁者。如果政府能夠接納請願，調整政策，糾正漢人對新疆當地民族的歧視，本來可以把矛盾消除在萌芽，避免民族關系出現敵對。然而，僅僅因為一個維吾爾青年想為本民族受到的不公正對待進行請願，這個政府就把他關進監獄，而且處心積慮把他判刑。那麽，維吾爾人還能用什麽方法表達自己的不平呢？這個政府又還有什麽權利譴責那些要用炸彈來說話的人呢？

新疆的「巴勒斯坦化」

　　有位外國記者在報導中寫的場面讓我難忘：一個七歲的維吾爾兒童每晚把當局規定必須懸掛的中國國旗收回時，都要放在腳下踩一遍。怎樣的仇恨才會讓孩子做出如此舉動呢？我在西北遇到一家人，他們去新疆七、八年後又遷回原籍。女主人這樣解釋：連那麽大點的孩子看咱們的眼光都好像有仇，還從背後扔石頭，你說那地方能呆嗎？的確，從孩子身上最能看出民族仇恨達到的程度。如果連孩子也參與其中，就成了全民族同仇敵愾。巴勒斯坦的暴動場面總能看到孩子身影，正是反映了這一點。我把這種民族主義的充分動員和民族仇恨的廣泛延伸稱為「巴勒斯坦化」。在我看來，新疆目前正處於「巴勒斯坦化」的過程。

　　在新疆，哪怕從最小的事上都能看到民族對立。新疆地理位置和北京相差兩個時區。八十年代新疆人民代表大會頒布新疆實行烏魯木齊時間①，比北京時間晚兩個小時。但是新疆漢人對此從來沒有執行，一直使用北京時間。以漢人為主的新疆官方也不用烏魯木齊時間。而當地民族人士的表卻幾乎都是烏魯木齊時間。所以在新疆約時間，一定要視對方的民族身份認定是什麽時間。當地民族與漢人約時間，雙方也必須先說清是北京時間還是烏魯木齊時間。這種區別反映出雙方相互的排斥。當地民族以此強調自己與北京的不同，漢人則要和北京保持一致，不把當地法令放在眼里。

　　新疆漢人總是自覺不自覺地把自己擺在鎮壓者的位置。就連兵團那些臨時從內地農村招的農工，平時受盡貪官欺壓，一旦需要鎮壓當地民族時也會摩拳擦掌地請戰。中國內地大量發生的民事糾紛或刑事案件，若是發生在新疆，往往就會被那些企圖從一切事物中發現「不穩定萌芽」的人政治化，提升處理層次，導致事情越弄越大，最後會使普通的刑事案件變成政治案件。民族之間原本沒有那麽大隔閡，就是因為不停地念叨分裂，結果會真的越來越對立。

  新疆當地民族把三四十年代統治新疆的漢人軍閥盛世才②視為劊子手，從而把在新疆實行強硬政策的中共書記王樂泉③稱為王世才。然而烏魯木齊一位漢人出租車司機看見我手拿剛從書店買的《塞外霸主盛世才》，立刻熱情地表達對盛的敬佩，誇贊「那時的政策才好」。

新疆當地民族對屠殺過大量本地人的王震④恨之入骨，新疆漢人卻對王震崇拜有加。這種彼此完全相反的認識眼下似乎沒有多大影響，然而在歷史觀點上的對立從來就是沖突與分裂最深處的根源。它表現的是民族之間人心的分離，比其它分離更為本質。

　　目前中國對新疆統治表面穩定，卻日益失去當地民族的人心。失去人心的穩定只能維持一時，是以失去長遠穩定為代價的飲鴆止渴。所謂「失人心者失天下」，今天的表面穩定正在為未來埋設炸藥。繼續沿著今日中共的道路加深新疆民族關系敵對，把雙方越推越遠，未來的沖突可能會非常暴烈，新疆很有可能成為下一個中東或車臣。

　　一位維族青年的話一直讓我無法忘懷。當我問他想不想去麥加朝聖的時候，他回答夢寐以求，但是他現在不能去，因為古蘭經中有這樣的教導，當家園還被敵人占領的時候，不能去麥加朝聖。他沒有把話說下去，但是已經不言而喻。為了他夢寐以求的願望，他一定會不遺余力地為把漢人趕出新疆戰鬥。

　　而漢族知識分子——包括一些高層次的知識精英——則更讓我感到震驚。平日他們是一副改革、開明和理性的形象，但是一談到新疆問題，嘴里竟可以那樣輕易地迸出一連串「殺」字。如果靠種族滅絕就能夠保住中國對新疆的主權，我想他們可能會眼看幾百萬維吾爾人被殺不動聲色。

中共的椅子雜技

　　冬季看守所沒有勞動，一天到晚呆在牢房，這使我和穆合塔爾有大量的時間談話。原來我總是試圖說服少數民族，不應該把他們受的苦難看成民族壓迫，因為漢族也一樣受壓迫。中國各民族的苦難根源都在專制制度，改善苦難的處境不是各民族相互鬥爭，而是團結起來改變社會的政治制度。我對穆合塔爾這樣說，你看，並沒有因為我是漢族，就改變了和你關在一起的命運。不過我也同意他的意見，毛澤東時代各民族是同樣受迫害，但是從九十年代以來，少數民族所受的壓迫明顯超過了漢族。尤其在新疆，漢人已經與政府結成了壓迫當地民族的同盟。

　　民族問題從政治壓迫變成民族壓迫，是一種危險的變化。如果是政治壓迫，只要政治改變，壓迫就可以解除，各民族還是可以在一起共建新社會。而若少數民族認為壓迫來自漢民族，政治的改變就不會根本解決問題，只有民族獨立才能解除壓迫。這對中國的政治轉型會非常不利，因為改變政治制度不僅不會使少數民族留下，反而會借轉型期的國家控制力衰弱追求獨立。那一方面會縮小中國民主力量的發言權，給法西斯主義和大漢族主義提供空間，另一方面將會帶來漢民族與少數民族之間的沖突和仇殺。

　　新疆的情況目前正在在向後者發展。中共把民族主義當作蠱惑和煽動的精神工具，漢的確起到了把新疆漢人拉在中共一邊的作用，但同時也把當地民族推到了敵對一邊。那種敵對不僅是對中共政權的敵對，還是對整個漢民族的敵對。我一直奇怪中共一廂情願，指望用「中華民族」的人造概念把五十六個民族統一成一個民族，再以民族主義的鼓動使整個中國按照它的指揮棒一致對外。然而只要「中華民族」的概念不被其它民族認同，被鼓動起來的民族主義就不會只充當政權的武器，而是每個民族都可以為我所用，用民族主義煽動和凝聚自己的人民，並作為追求民族分離和獨立的根據。

　　中共在權力運作方面有極高造詣。幾千年的權術文化在中共這里集大成，被發展到爐火純青、登峰造極的高度。旁觀中共的權力運作，我眼前常出現那種椅子雜技的表演場面——椅子一張接一張架起來，上面有人在做倒立、滾翻等技巧，越架越高的椅子搖搖晃晃，全靠上面的人掌握平衡，保持不倒。今日中共也達到了這種令人嘆為觀止的水平，椅子已經架到了不可思議的高度，仍然還能維持平衡。然而平衡不會無限地維持下去，椅子也不可能無限地架高，總會有一個時刻，所有椅子嘩啦一下垮掉，那時架得越高，垮得就會越狠。對它必將垮掉，我毫不懷疑，唯一不能確定的只是時間而已。

　　與其權術造詣相反，中共權力集團卻極少人文精神。中共執政的半個世紀，人文傳承被割斷，人文教育被置於無足輕重的邊緣。即使是今天受過良好教育的新生代官僚，也多是單一化的技術型人才，有知識而無心靈，崇拜強大蔑視弱小。他們依仗的只有權力體系和權謀手段，擅長的唯有行政與鎮壓，動輒掛在嘴邊的加大力度、嚴打、重典等，一時似乎有效，卻是治標不治本，甚至是飲鴆止渴。人文精神的缺失使權力集團無法面對文化、歷史、信仰、哲學等更為深入的領域，解決問題的方法詭詐卻單薄，只能以應急救火的方式平息事件。而民族問題恰恰首先是人文問題，必須具有人文的靈魂才能找到正確之道。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的民族問題今日走入死胡同有一種必然。而展望未來，也難以指望中共能夠突破，因為人文的複興絕非可以召之即來。

「七號文件」制造的民族敵對

　　在中共眼中，造成新疆問題的原因始終是來自外部的，不是國際勢力的陰謀，就是當地民族極端分子的煽動，它自己是沒責任的。但是事實上，由中共自己造成的新疆問題更多。

　　雖說「泛伊斯蘭」和「泛突厥」思潮的確來自外部，然而這世界永遠會有形形色色的思潮，多數自生自滅，或是在少數人的小圈子打轉，掀不起大風浪。如果思潮被很多人甚至被一個民族所接受，說明現實一定是給那思潮的普及提供了土壤。

　　盡管新疆歷史上出現過兩次「東土耳其斯坦國」的旗號，但上個世紀的中國也出現過打著各種旗號的割據，包括共產黨也曾在江西建立過「蘇維埃共和國」，並沒有因此導致以後中國分裂不斷。事實上，新疆問題的愈演愈烈，和北京在新疆開展的「反分裂鬥爭」幾乎同步，因此有理由認為，新疆問題在相當程度上是一種「預期的自我實現」。

　　中國古代小說《鏡花緣》里寫過一個伯慮國，那里的人把睡覺視為死亡，因此所有人都千方百計避免睡覺，如果有人熬不住睡了過去，其它人一定要把他搞醒，這樣有人最終頂不住，倒下去再也不醒——被困死了，於是也就證實了睡覺即死亡，人們便更努力地防範睡覺，導致更多的人長眠不醒。這種「預期的自我實現」在現實中的例子還有，如果甲國懷疑乙國是敵人，擴軍備戰，進行防範，由此引起乙國不安，隨之進行備戰，於是就成了甲國懷疑的印證，導致甲國進一步反應，而乙國又會跟進。這樣互動的結果，原本不是敵對的兩國，最後會真的成為敵人。

　　新疆問題也是這樣。中共曾經針對新疆問題發過一個著名的「七號文件」 ①，其中有這樣一個關鍵定性——「影響新疆穩定的主要危險是分裂主義勢力和非法宗教活動」。這句話在句式上模仿當年毛澤東所說「新疆的主要危險來自蘇聯現代修正主義」，只是把矛頭從國際關系轉向了民族關系。這一定性成為中共這些年在新疆實行強硬路線的指導思想和政策基礎。「七號文件」發布後，中共對「分裂主義勢力和非法宗教活動」的打擊不斷加強，但結果如何呢？

　　不妨把恐怖活動發生的次數作為指標來分析。九一一之後，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了一篇題為《「東突」恐怖勢力難脫罪責》的文章，其中列舉了一九九○年到二○○一年新疆發生的主要恐怖活動。「七號文件」發布於一九九六年三月，按「七號文件」發布前後統計文章中列舉的恐怖活動，如下表：

　　時間　　　　死亡（人）受傷（人）爆炸(未遂) 暗殺襲擊機關投毒、縱火恐怖基地暴亂事件

　　七號文件前　12　　　　 73　　　　 13 ⑶　　　1　　　　　　 1

　　1

　　七號文件後　44　　　　 292　　　　17　　　　 10　 2　　　　39　　　　 13　　　　5

　　註：死亡和受傷是人數，其它項目是發生次數

　　兩段時間比較起來，「七號文件」出臺之前的時間（一九九○年到一九九六年三月）還要長一些，然而「七號文件」出臺後（一九九六年三月到二○○一年）發生的恐怖活動，所造成的死亡人數是之前的3.67倍，造成的受傷人數是之前的4倍，其它爆炸、暗殺、襲擊、縱火、暴力等恐怖活動都有大幅乃至成倍的增加①。

　　為什麽鎮壓加強了，恐怖活動反而增加呢？這種恐怖活動和鎮壓之間有沒有因果關系？當北京用新疆出現恐怖活動來宣布新疆存在恐怖組織的時候，有沒有想過，其中一些恐怖組織和恐怖活動，可能正是被它的「預期」所造就的？

　　新疆的確可能已經存在恐怖組織，而且還將繼續出現更多的恐怖組織。北京公布的情況肯定存在，然而它沒有思索最重要的問題，中共締造者毛澤東早說過的「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恨」，造成新疆之恨的緣和故到底是什麽呢？

　　恐怖活動永遠只是少數人所為，如果沒有生長的土壤，僅靠自身是難以發展起來的，更不可能越搞越大。「七號文件」把「影響新疆穩定的主要危險」定為「分裂主義勢力和非法宗教活動」，這樣一種邏輯的結果就是把生活在新疆的漢族和當地民族分成兩個集團，並讓他們對立起來。因為無論是「分裂主義勢力」還是「非法宗教活動」，都是針對當地民族的。漢族肯定不要分裂，同時漢族基本不信教，尤其不信當地民族的伊斯蘭教，所以漢族理所當然地成為北京治理新疆的依靠力量，而當地民族則成為需要警惕並加以看管的人群。於是就會發生所謂「預期的自我實現」——漢族把當地民族當作防範對象，當地民族最終就會真被推倒敵對一方。

　　這種路線無論用什麽言詞修飾，都無法掩蓋殖民主義的內含。僅僅存在少數恐怖分子並不是最大問題，如果新疆的本土民族從整體上成為敵對的，新疆問題可就真難解決了。在我看來，這才是目前新疆最大的危險所在。

「西部大開發」是否能穩定新疆

　　中共當下解決民族問題的思路，除了強硬鎮壓，另一手就是發展經濟。按他們的想法，只要發展了經濟，少數民族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民族分裂就會沒有市場，宗教影響也會被世俗化消減，民族問題自然解決。這些年搞的「西部大開發」，相當程度就是出於這種思路。無論從公布的數字，還是實地感受，的確能感受近年新疆經濟快速發展。然而新疆問題卻沒有如北京希望的那樣變小，當地民族的人心仍在漸行漸遠。

　　以發展經濟穩定新疆的思路，基本錯誤就在於，民族問題的本質並非是經濟的而是政治的，企圖在經濟領域解決政治問題，本身已經是一種倒錯，何況政治高壓還在繼續不斷地加強，民族問題怎麽可能得到解決？

　　退一步，即使從經濟角度談，只要政治問題不解決，不管資金投入和經濟開發的規模多大，都未見得有效，甚至效果相反。例如北京標榜給了新疆多少錢，當地民族的反問卻是新疆被抽走了多少石油，價值有多少？只要人心保持對立，民族之間互不信任，經濟上所做的一切——不管北京認為是何等好心——都免不了會被貼上殖民主義的標簽。

　　中共高層也許是真心希望通過「西部大開發」改善少數民族生活，縮小與漢族之間的經濟差距，然而結果卻會相反，漢族一定會在發展中拿走最多好處。之所以這樣說，一是占近四成的新疆漢人掌控了大部分新疆的權力資源、經濟資源和知識資源，他們有足夠能量在任何一次新分配和新機遇到來時攫取超過當地民族的利益。新疆經濟依賴中國內地，僅一個漢語的使用，就使當地民族處於劣勢。今天在新疆找工作，不會漢語往往是被淘汰的第一理由。凡是高層次的職位，大部分都被漢人占據，而煤礦、磚窯、水泥車間的工人，則多數是當地民族。

　　新疆失業很嚴重，尤其是當地民族青年經常找不到工作。漢族青年至少還可以去內地打工，當地民族青年只能在家。我在新疆旅行時，經常能看到城鎮和村莊到處是當地民族青年成群而聚，閑聊或打鬧。看著那種情景，不由得會產生一種恐懼。一個社會有這麽多青年無事可做，不能把渾身精力升華釋放，同時不斷積累仇恨，未來會發生什麽樣的危險，實在很難預料。

　　這里當然也有經濟自身的規律。如工程招標只能給最符合條件的公司，不會考慮屬於哪個民族。任何經營者追求的都是利潤和效率，而不是公正和平等。能招到講漢語的職工，就不會招只懂維語的職工，再給他們配翻譯。新疆農村有這樣的情況，當地民族的農民嫌種地辛苦得不到多少收入，稅費又重，寧願把地轉包給內地來的漢人流民。有些漢人善農耕，有市場意識，種同樣的地，所得不僅能交當地政府的稅費，還有可供發展的利潤。當地政府自然歡迎這種人，他們給當地經濟帶來活力，也給地方財政帶來收入。隨著時間，他們的經營規模逐步變大，成為地主，在當地紮根，遇到問題和糾紛也有錢擺平，建立起自己的庇護網絡，最後變成殖民者。

　　不管當前的「西部大開發」被賦予多少美好說法，在開發資源由漢人掌握、競爭能力又被漢人壟斷的情況下，經濟上的好處最終大部分被漢人所得是必然的。當地民族只會被蠱惑人心的宣傳吊起胃口，然後被現實落差推入更大的失衡與不滿之中。

　　一位維族朋友對我說：「你看，在這種小飯館里吃飯的百分之九十九是維族，百分之九十九是自費，而去那些大飯店大吃大喝的百分之九十九是漢族，百分之九十九是公費！」少數民族的很多失落正是源於這種直觀的對比。的確，在新疆的高檔消費場所，很少看得到當地民族，那里幾乎就跟中國內地一樣，周圍都是漢人，說的都是漢語。

　　當地民族有少數人能從發展中得到好處，但他們不是普通百姓，而是權貴。他們不是因為屬於當地民族的一員得到好處，而是因為屬於權勢集團的一員得到好處。從這個角度看，從所謂「西部大開發」得到好處最多的，只可能是權貴階層。底層百姓即使能沾到一點光，然而布滿視野的，只能是比原來更為擴大的兩極分化，進一步襯出當權者的強取豪奪和自身的沈淪失落。那時，「階級仇」和「民族恨」叠加在一起，可能產生更強烈的社會不滿和民族敵對。

已經接近臨界點

　　如同許多從量變到質變的事物一樣，存在一個臨界點，沒有達到臨界點前還有挽回余地，一旦過了臨界點，就會落進巴勒斯坦與以色列那種既沒有出路也不知何時結束的民族戰爭。我無法準確評估新疆離那臨界點還有多遠，但按照當今政權的路線走下去，無疑越走越近。

　　新疆的主體民族——維吾爾族，在新疆總人口中所占比例只高出漢人幾個百分點（二○○五年維吾爾族占45.9%，漢族占38.81%）。二○○○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數據顯示，比起一九九○年的人口普查，十年間新疆漢人數量增加179.45萬人,增長比率為31.5%，新疆本土民族人口只增加了150.81萬人,增長比率為15.9%①。按照計劃生育政策，漢人的生育受到更嚴格的限制，但人口增長卻超出當地民族一倍，只能說明增長的來源是移民。漢人移民多了，就會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與當地民族直接面對，爭搶當地資源，瓜分當地市場，民族之間的沖突就不再是形而上，而是與每人的切身利益和日常經驗息息相關。這種情況就可能導致巴勒斯坦化的發生。

　　中共目前治理新疆的特點是只考慮眼前。這是中國權力體系普遍存在的問題，上上下下莫不如此。這同時反映了統治者的權力崇拜心態，似乎只要有權力，一切都可以恣意妄為，無需顧忌無權者和無權民族的感情。典型一事是當年把王震的骨灰撒到天山。新疆本地民族把所有的水視為是從神聖的天山流下，同時穆斯林民族特別重視潔凈，不僅是物理上的潔凈，還包括意念上的潔凈。骨灰是不潔之物，王震又是他們眼中的異教徒劊子手，把王震骨灰撒在天山上，等於弄臟了所有穆斯林喝的水。無法想象治理新疆這麽多年的當局會顢頇到如此程度，為了滿足王震的願望，一千多萬新疆穆斯林的意願必須讓位，而且還要大肆宣傳，讓每個新疆人都知道。新疆穆斯林對此的確沒辦法，水還得照樣喝。但是每次喝水之時，他們眼前都會閃過不潔凈的陰影，隨之會非常合理地想到，如果新疆是獨立的，就不可能發生這樣的事情！

　　還有不讓清真寺開辦教授古蘭經的學校，原因是有分離主義者利用講經進行宣傳，學經學生也往往成為反抗活動的骨幹。但是宗教怎麽可能不傳教。新疆不讓辦學，學經者就會去巴基斯坦、阿富汗、中亞國家，最終可能在那里被訓練成塔利班，不光接受古蘭經的學習，還有聖戰思想與恐怖主義訓練，最終再返回新疆從事恐怖活動，為新疆爭取傳教自由。

　　目前新疆當局的政策是「主動出擊、露頭就打、先發制敵」，後來進一步發揮成「不露頭也要打，要追著打」①。這與中共六四後奉行的「把一切不穩定的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一脈相承。然而，當人們請願、抗議甚至鬧事的時候，說明他們對解決問題還抱有希望，當他們什麽都不再說和做的時候，那不是穩定，而是絕望。

　　鄧小平所言「最可怕的是人民群眾的鴉雀無聲」，乃是至理名言。遺憾的是他的後人卻沒有領會。「不露頭也要打，要追著打」充分顯示了當權者的蠻橫和無知。這種處處置人死地的做法震懾一時，長遠只能醞釀更大的爆發。把全部矛盾「消滅在萌芽狀態」，不會真正消滅矛盾，而是壓抑和加深了矛盾，並且積累起來，早晚會被無法預料的事件引發，從無聲中響起驚雷。

和穆合塔爾「談判」

　　隨著時間，我和穆合塔爾成了兄弟般的朋友。我們最多涉及的話題說起來會讓人覺得可笑，雖然我們都是身陷囹圄的犯人，卻似乎在充當各自民族的代表，談論怎樣解決新疆問題。

　　這種「談判」總是背著「陳叔」，因為不知道他有沒有擔負匯報的使命。我們以散步為名，在嚴冬籠罩的寒冷小院里並肩踱步，一談就是一兩個小時。那小院狹窄如籠，盡量縮小步伐也是走幾步就到頭。每次散步都要來回折返千百回，很像關在籠里的動物。我們不是把「談判」當成打發時間的遊戲，相當認真，也有爭論。只有在高墻上巡邏的武警走到上方，持槍身影投射下時我們才沈默一會兒。

　　我跟穆合塔爾說，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造成最大傷害的是維吾爾人自己。

達賴喇嘛的非暴力主義看上去不如恐怖主義影響大，但今天這麽多漢人迷戀西藏文化，信仰西藏宗教，達賴喇嘛解決西藏問題的政治主張也開始得到漢人理解，這反映了非暴力其實可以產生更深遠的影響。

但維吾爾民族情況如何，維吾爾人到底在想什麽，漢人卻幾乎完全不了解。這當然跟政府封殺造成的誤解有關，然而西藏人的聲音不也一樣受封殺嗎？新疆發生過的恐怖活動和激烈行為，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漢人把恐怖活動跟維吾爾人聯系在一起的看法。當年的《性風俗》事件①，也使漢地媒體從此遠離跟穆斯林有關的題材，生怕稍有不慎造成事件。這等於中斷了民族之間的文化溝通，結果使隔閡越來越深。

　　說實話，我沒有看過《性風俗》那本書。當穆合塔爾介紹了書的內容時，使我對穆斯林的憤怒有所理解。穆斯林的激烈反應有其道理，並不是像有些人想當然的那樣，只是出於極端和非理性。

　　穆合塔爾也批評漢人的國家主義。為什麽漢人提起國家統一就認為是不可懷疑的公理？為什麽漢人可以有自己的國家，別的民族就不能有？漢人民主派口說反對專制，但是其它民族的民主就是要求獨立，你們是否尊重？是用民主方式對待，還是會用專制手段解決？漢族精英動不動就用國家需要為統一辯護，什麽臺灣島鏈是中國通往太平洋的門戶，西藏高原是中國腹地的屏障，新疆是中國未來的生存空間……然而國家是什麽，只是一個概念，真實存在的是人。漢人為了滿足自己需要，就可以不考慮少數民族的需要，或者幹脆犧牲少數民族，這是否就是要求統一的實質？

　　我跟穆合塔爾說，我同意國家概念應該退後，不過民族概念同樣應該退後，因為民族和國家一樣是抽象的，真實存在只是具體的人。對我們來講，重要的不是國家，也不是民族，而是現實中活生生的母親、妻子、丈夫和兒女們，怎樣能讓每一個人都免於恐懼和匱乏，獲得自由和尊嚴，才該是考慮一切問題的出發點。從這個角度，統一不是目標，獨立也同樣不是目標。如果維族和漢族能夠和平分離，各自追求適合自己的生活，我不反對，問題是能不能做到這一點？如果不能的話，如果分離一定帶來沖突和流血，造成戰爭、恐懼和匱乏，就應該考慮是否可以在不分離的情況下，同樣使各族人民獲得自由和尊嚴。那是不是比獨立更好的選擇？

　　穆合塔爾問，為什麽不能和平地分離？只要漢族同意維族獨立，維族絕對不會去和漢族發生戰爭。因此漢族民主人士應該去說服漢族人民同意新疆獨立，就可以避免流血。我說，誰能完成說服十多億漢人的工作呢？我不認為漢人的大一統情結是合理的，但它已經是一種現實存在。即便有一天中國實現了民主，也可以通過符合民主程序的絕對多數，要求政府以動武制止少數民族分裂。民主（尤其是當前通行的代議制民主）並不意味民族問題的解決。如果維吾爾人足夠強大，有和漢人進行戰爭的實力，最終打出個獨立結果，也算一種「不自由毋寧死」的選擇。然而維吾爾人口不足漢人百分之一，軍事和經濟的實力相差更遠，戰爭結果必然是維吾爾人犧牲更大。因此我認為維吾爾精英不應該選擇戰爭之路，相反為了避免戰爭，應該放棄獨立，走達賴喇嘛提倡的「中間道路」。

　　這種邏輯看上去似乎有訛詐意味。穆合塔爾說，人之所以是人，就在於不僅考慮利害，更重要的是維護尊嚴。如果把民族獨立視為尊嚴體現，即使不能活著得到尊嚴，那就通過犧牲得到尊嚴。他這樣說我是能夠理解的，我自己不也是試圖以死來捍衛尊嚴嗎？難道別人就會因為懼怕戰爭而茍活嗎？

　　這正是我對新疆前途格外擔憂的原因之一。

新疆會不會血流成河？

　　民族矛盾一旦普及到大眾層面，最容易變得無理性和難以控制。如果演變成民族沖突，會達到相當暴烈的程度，而且隨冤冤相報不斷升級擴散，變成種族仇殺和清洗。

　　如果新疆漢人比例小，有動亂的風吹草動，勢單力孤的漢人就會往中國內地撤；反之，如果漢人移民數倍於當地民族，占有絕對優勢，則會使當地民族比較謹慎，不會輕易起事。最容易爆發沖突的就是目前這種漢人與當地民族勢均力敵的狀況。漢人數量上已是新疆第二大民族，其中相當一部分在新疆紮了根，甚至在新疆生活了幾代，他們在內地一無所有，因此會把新疆當作自己的家園來保衛；漢人集中在城市（如烏魯木齊漢人占73.7％①）和生產建設兵團，比較容易結成戰鬥單位和防衛體系——這決定了新疆漢人在面對民族沖突時，不會采取克制和退讓姿態，而是利用所掌握的武器、財富、技術和中樞位置，以及背後大中國的支持，與當地民族進行戰爭。雖然新疆漢人總數比當地穆斯林人口少（二者比例約為7:10），控制的資源卻要多得多。尤其新疆駐軍幾乎全是漢人。所以即使中國內地陷入混亂，一時不能西顧，僅靠新疆漢人自己也足以進行戰爭。

　　新疆的「分裂主義勢力」的確在等著中國出現動蕩。最可能的時機是從專制到民主的轉型期。今天專制權力越是抗拒主動轉型，未來轉型就越可能以突然形式來臨。突然轉型會使社會危機四伏，變局叠起，成為少數民族舉事的最好時機。新疆多年積累不滿乃至仇恨，一旦有那樣的時機，爆發無疑將非常猛烈。

　　那時漢人在新疆面對的，一定不僅僅是當地民族，而是變量眾多、錯綜複雜的力量。安全廳看守所有位維族犯人，其它犯人私下里叫他「國防部長」。我一進看守所就聽說了他。他已經被傳成一個傳奇人物。他是參加車臣戰爭被俄軍俘獲引渡回中國的。

  之所以去車臣打仗，因為他們都是穆斯林，打的是聖戰。那麽將來維吾爾人打起脫離漢人統治的聖戰，其它國家的穆斯林——那些剽悍的高加索人，善戰的阿富汗人，富有的阿拉伯人……會不會也一樣投入呢？

  東土人士很清楚只靠自己對付不了中國，因此從來都在世界一盤棋中考慮問題。聽到他們如數家珍地談論新疆周邊國家、地緣政治、伊斯蘭世界和國際社會時，我經常為他們的廣闊視野感嘆不已，自愧不如。未來新疆將同時出現有組織的起事和無組織的鬧事、有準備的軍事行動和盲目發泄的恐怖襲擊，幾十萬海外維吾爾人會參與，國際穆斯林勢力也會介入，匯合在一起，沖突必定愈演愈烈。漢人搞定新疆絕非輕易之事。而仇恨一旦被調動是無止境的，仇殺一旦瘋狂，殘酷程度難以想象。
　　回顧十幾年前震動世界的波黑戰爭，很多情況，包括穆族和塞族的人口、資源比例，塞族與大塞爾維亞的關系，國際社會對穆族的態度等，都和新疆維族、漢族的狀況相象。甚至波黑的克羅地亞族和新疆的哈薩克族也是相似因素。波黑人口規模只是新疆的三分之一，戰爭持續了近四年，流了那麽多血，犯下了那麽多滅絕種族、集體強奸婦女的罪行。那場戰爭足以成為新疆的前車之鑒，也成為強烈警告——不要讓新疆在未來成為一個三倍大的新波黑！
　　對那種前景，不僅是我擔心，當地民族的有識之士也一樣擔心。在上海被拒絕住店的那位烏孜別克族教授對我說，中國將來肯定要出事，中國民主化之日，就是新疆血流成河之時，他一想起那種前景就害怕，因此他一定要把孩子送出國，不能讓他們留在新疆。
　　如果新疆真有一天變成波黑，在新疆土地上被奪走的生命可能達到數以十萬，生活在新疆的每一個民族都會流很多血，留下難以勝數的痛苦。那時將不會有勝利者，只有各民族孤兒寡母的哭聲震動苦難的新疆。
　　監獄使我對新疆問題有了新的認識，對當地民族也有了新的理解。我開始走進了當地民族的內心，開始為他們的命運擔心。這是我過去從未做到的。入獄前，即使我和維吾爾人有交流，其實還是在他們之外。因為那時我是以研究者的心態看他們，把他們當作對象來觀察。監獄使我和維吾爾的心貼到了一起，與他們產生了血脈之間的融和之感。是的，自從我的血流在了新疆，新疆就不再是一個概念，當地民族也不再是隔岸相看的對象，而是成為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機體，會讓我感到疼痛，也會讓我感到情深意長。

在監獄里進行的「竊密」

　　和穆合塔爾的討論產生的想法，我當時做了筆記。為了防備監獄當局突襲檢查，我寫上了「古希臘城邦制度（複習提綱）」的標題，其中詞匯都經過變形，像是在默憶早年學過的課程。

　　今天中國的人權問題與毛時代不同，那時政權以階級鬥爭強行進入每個國民的生活。今天階級鬥爭難以為繼，政權不再有那種能力，所以「安分守己」的公民（尤其身處社會上層）平時可以不感受人權受到威脅，對人權只有抽象意義的理解。然而今日政權與毛時代有一個共同點——只要它願意，隨時有能力剝奪任何人的人權，個人則沒有能力保護自己。

　　在牢房里，犯人之間最熱衷的話題就是相互分析案情，討論如何自我辯護，猜測最終的判決結果。「陳叔」從他的櫃子底部眾多物品之下，摸出一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對照法律條文幫我分析可能受到的指控和量刑。那本刑法是我們唯一的法律知識來源，也是判斷自己未來命運的唯一依據。但只要外面一有響動，「陳叔」條件反射的第一個動作就是藏起刑法。他解釋只要「管教」看見就會沒收。我奇怪監獄難道不是最該讓人讀法律的地方嗎？「陳叔」笑我文人氣。犯人如果明白了法律就會給辦案增加麻煩，犯人什麽法都不懂才容易擺布。剛入獄的時候，他也要家人送法律書進來，結果都被截下，根本送不進。這本刑法是以前犯人傳下來的，如何帶進牢房已不可考，平時總是被藏在隱秘地方。我聽罷不禁笑了起來，我是因竊密而犯法，關到牢里卻仍然要竊密，所竊的秘密就是中國的法律——這是多麽黑色的幽默。

　　不過那本寶貴的刑法幫不了我太大忙。從那些條文中，我可以確定自己罪名是「危害國家安全罪」。據說中國刑法去掉了「反革命罪」是一大進步，但是「危害國家安全罪」看上去更加寬泛，比「反革命罪」包括的內容還多。它條文模糊，難以界定。在相關的十二條條款里，可以被安在我身上的有好幾條。那種語焉不詳的詞句——如「與境外機構、組織、個人相勾結」、「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煽動分裂國家」、「以造謠、誹謗或其它方式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境內外機構、組織或者個人資助境內組織或者個人……」、「為境內外的機構、組織人員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國家秘密或者情報」——解釋的靈活性幾乎可以隨意擴展。怎麽掌握那種靈活性是由當局說了算，想重可以判死刑，想輕也可以無罪釋放。其間屬於「合法」範圍的權力究竟有多大，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在獄中已經做好被判刑的準備。關於請不請律師，穆合塔爾和「陳叔」看法不一樣。「陳叔」的意見是，雖然律師不會改變大結果，還是有可能爭取少判一兩年。為了一兩年的自由，請律師就值得。按他的經驗，錢少花不了，因為新疆本地沒有敢接政治案的律師，只有從北京請。每次來回飛機票，住旅館，打車，加上打點應酬，還得找熟悉新疆情況的助手，不考慮律師酬金，光是開銷也得十萬八萬。

穆合塔爾的看法是，對一般的刑事案件，請律師可能有用，但政治案件不是按照公檢法①程序走的，是由政法委決定。政法委是共產黨內的一個機構，各級公檢法都要歸同級黨委的政法委統一領導，公檢法獨立辦案因此徒有虛名。既然如此，政法委定下來判你幾年，法院絕不會判成另外結果，所以請律師等於白花錢。

　　維族犯人一般都不請律師，除了知道律師起不了多少作用，也是因為沒有錢。中國法治一個重要障礙就是大多數人請不起律師。僅頒布法律不等於就是法治。所謂「國家越糟法網越密」，法律大量地脫離現實，與社會脫節，不為人知，難為人用，結果人人都可能觸犯法律。一方面在法不責眾的情況下法律失去權威，從而進一步不被執行；另一方面人人犯法等於賦予了權勢者新的迫害武器和尋租工具，懲治誰或不懲治誰就成為最大的權力，法治則成為新的專制。

　　我決定不請律師，除了相信律師不會起作用，我還有一個打算——要把法庭當作講臺。法庭受審是唯一能讓我對外講話的機會，我必須利用。那些話只有我自己講，律師不能代替。

　　後來出獄時，我看到海外輿論把我的罪名說成「泄密」，並且為我進行辯護，說我一直在體制外，不可能掌握秘密，因此無從「泄密」。我當然感謝海外輿論的聲援，但我犯法與否並非是問題的根本。按照現行法律，可以把我定為犯法，因為我複印的材料上的確有「秘密」二字。然而是誰給了他們這樣的權力，可以任意把公共信息以「秘密」二字進行封鎖和壟斷？

共產黨總是宣稱國家屬於人民，如果真是那樣，了解它如何治理國家就應該是人民基本的權力，治理國家的信息就必須對民眾開放。現實情況卻是，誰去了解一點這樣的信息就會被判為「竊密」，誰說出一點這樣的信息就會被判為「泄密」。

人民的知曉權被徹底剝奪。這是出自專制權力的惡法！對於犯這種法，我既無愧疚也不後悔。既然我選擇了寫作為業，這職業的功能就是要讓人民知曉。對我來說，人民權利是最高的法律。這最高法律有權蔑視一切惡法！我「竊密」也好，「泄密」也好，都是惡法之下的罪名，也都是惡法所逼，因此只要是惡法不變，我過去這樣做，將來還會這樣做！

　　當我在籠子一樣的小院踱步，默想法庭上的自辯時，經常會感到熱血沸騰，甚至盼望立刻走上法庭。我仔細打聽新疆服刑的情況，如何下煤礦，如何燒磚窯，受苦的程度，生存的艱難，雖然對那種前景不寒而栗，但是在心里，我已經把自己未來相當一段生命定位於新疆苦役。那時我完全沒想到會是另外一種結果。

庫來西和我做交易

　　春節後審訊重新開始，我發現了一個沒有想到的變化——審訊突然變得簡單起來，不像剛被捕時那樣步步緊逼和布滿陷阱。我當初回避的問題現在不再繼續追問，或者即使問也在表面，似乎只是走個形式。審訊者們好像因為春節喝了太多的酒而變得智力遲鈍，失去了開始時那種洞悉和令人畏懼的手段。我覺得多日絞盡腦汁做好的準備變成多余，甚至有點為失去施展機會而遺憾。這種變化到底是怎麽回事？是他們從來就這水平，只不過是恐懼使我把他們的能力放大了？還是因為我的自殺使他們不敢施加太大壓力？想來想去，大概不會那麽簡單。還有兩種可能，一是他們搜查我的住處後，正在對成果進行整理，準備更集中的火力，現在不過是「戰前的寧靜」；另一種可能就是他們對我的案子如何處理改變了打算。

　　對後兩種可能的猜測又開始把我搞亂。第一種可能讓我稍有平息的恐懼再次泛起，因為我思考出的不過是一些針對人和事的說法，只要那些說法能自圓其說，並且不可對證和不可追問，就可以過關。然而他們從我住處搜查得到的白紙黑字和計算機文件，會使自圓其說的難度增加很多。我如何能用頭腦再現計算機硬盤上成百上千的文件和郵件，以及時間、地點、人物等因素，全能無懈可擊、自圓其說呢？就是讓計算機去做也是一個大工程啊！但是想到第二種可能，不禁又讓我萌生希望，會不會他們終於認識到抓我是搞錯了，不再準備給我定罪判刑，目前繼續審訊只是走個過場，結果將是我被安然釋放呢？搖擺在這兩種想象中，如同在交替進行冷熱水浴。

　　不過我還是強迫自己放棄幻想，頭腦集中到再現家里的計算機和成堆文件上，雖然那是令人近於絕望的工作，畢竟耽溺於空洞希望毫無意義，把時間精力放在實際一點的事上，即使不能全部做到，也是做比不做強。

　　一天晚上又一次提審。我以為跟以往一樣，進了審訊室卻發現場面有點怪。除了專辦我案子的幾個人，庫來西也在，坐在中間。最奇怪的是祁師傅也坐在一旁，平時他從不在審訊場合出現。這次庫來西給我介紹，祁師傅並不是只管開車的司機，而是一位科級偵察員。今天祁師傅到場，是因為平時祁師傅對你不錯。為了你更好，我們今天要給你一條出路。

　　庫來西把他的話加了不少修飾，我聽了好一會才全部明白。所謂出路，其實就是要我答應為安全部門工作。沒錯，我表示過在國家安全上可以和他們合作，但那只限於研究，我來新疆不就是做這方面研究嘛。畢竟我不愛黨但是愛國。然而他要我做的顯然不是研究，具體做什麽，他沒說，而且表示不重要，他要的只是一個承諾——我同意和他們合作。

　　「也許很久都沒事，甚至不會跟你聯系，只是偶然有需要，才會請你幫點忙。」庫來西輕描淡寫。

　　我一時沒說話。當我在醫院急救的時候，曾對庫來西說了當年容國團自殺前說的話——「我愛榮譽，勝過生命」。他對人有這樣的心態是全然不信呢？還是因為習慣了權力可以控制一切，相信權力可以任意改變人呢？

　　庫來西看我沈默，把選擇擺到我面前——現在我還沒有被正式逮捕，但拘留期馬上要過，是否進行逮捕也馬上要定。如果我同意合作，他們可以不把案子交給檢察院，也就是不進入法律程序，自行了結。如果我不同意，他們就將按程序上報檢察院批準逮捕。我的犯罪事實清楚，證據齊全，檢察院肯定批準（檢察院從來不會不批安全機關要求的逮捕）。那樣就進入法律程序，不再是安全部門一家的案子，最終一定要搞出個法律結果。在法院判決前，還有兩到三個月的時間對我繼續偵查。他們會好好研究從我家查出的計算機和文件，其中所有問題都要搞清楚。如果發現新的違法，將數罪並罰。如果發現還有其它人共同犯罪，也要同案處置。說完這些，庫來西又給我描繪了一番新疆監獄的恐怖情景，告誡說那可不是文人能呆的地方。

　　庫來西雖然是個維吾爾人，卻很懂漢人那套攻心方法。他的話的確使我感到動搖，「不幹」兩個字幾次就在嘴邊，始終沒說出口。我當然不會真去為他們工作，我的動搖在於頭腦中產生的一個想法——這是不是可以一個利用的機會？

　　如果是，又應不應該利用？　

　　我長時間沈默，一直沒有表態。已經到了深夜，庫來西說明天再聽我回答。臨走前祁師傅勸我好好想一想，要為自己想，為家人想。此時再聽他這些話，我在以往對他的感激之上開始有了新的猜測，他過去對我的關懷，究竟是出於一個普通人的良心，還是辦案分配他扮演的角色呢？　

　　那夜我幾乎沒睡，翻來覆去地想。這無疑是個機會，至少可以讓我脫離監牢的黑箱，和外面恢複溝通。哪怕只有幾天時間，也可以讓我辦好幾件事：一是母親、還有義父夫妻本來都需要我照顧晚年，如果我做不到了，至少應該見他們一面（說不定是最終告別），為未來做一下安排；二是我雖然想好了不連累他人的說法，但是他人接受調查時萬一口徑不一樣，免不了會被「各個擊破」，有機會跟他們「統一口徑」，對他們的安全是有利的；三是出去一段可以了解信息，做些活動，增加獲得營救的機會；或者哪怕只看看我的計算機文件備份，也會使將來對付審訊容易些。

　　還有一個理由，似乎不應該成為理由，但對我當時的心態卻挺重要，就是希望利用這機會換個監獄。在新疆服刑，除了條件差，最主要的是家人探視負擔太大，這成了我沈重的包袱。能換到北京或內地監獄服刑，這方面會好很多。如果我先答應庫來西，換取出獄，把該做的事做完，再宣布答應是假的，那時重新辦我的案，也許就會換在內地監獄服刑吧？

　　想清楚這些都不難，讓我輾轉反側的不在這兒，而是到底應不應該做這個假？這當然可以被視為一種計策，鄧小平當年信誓旦旦寫下「永不翻案」，上臺後不也照樣不認？讓我猶豫的是即使是做假，畢竟也是一種屈服，哪怕只有幾天，也是人生一筆，要不要讓自己書寫的歷史有這麽一筆？應該不應該？值得不值得？

　　僅以理性衡量，似乎沒有問題，又不是真去做什麽，只當調侃他們一下，卻能解決自己的實際問題，為何不做？但我怎麽也無法消除一種心理，那跟實際問題無關，就是覺得有什麽地方不對、不應該，卻說不出不對和不應該在哪。

　　幾天前在牢房偶然看到「人民日報」（犯人可以不定期地看到過期報紙）一篇報導，韓國幾名五十年代入獄的政治犯因為一直拒絕在悔過書上簽字，被關押了四十多年，直到新上臺的金大中總統特許他們不簽悔過書，才解決了釋放他們的障礙。我當時問穆合塔爾，簽個字只是手指一動，立刻可以自由，而不動那一下手指的代價是四十年坐牢，換了我們會怎麽選擇？我們都為此感慨。我不懷疑那幾個政治犯出獄後會陷入茫然，因為他們不悔過的就是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和對北朝鮮的向往，出來以後卻會全部倒塌。然而我還是極度尊敬他們，因為理性、算計、識實務那些質量在周圍和我們自己身上都不缺乏，缺的就是這種至死不渝的堅定。

　　不過想是這樣想，我最終還是用理智說服了自己。那理智似乎足夠充分——你不能為一時意氣放棄安排家人的責任和保護朋友的機會。采取看似高尚的姿態，實際卻是一種自私的潔癖。但我無法確定這種選擇是不是屬於腐蝕了我們靈魂的實用主義變種，我當時已經有點想不清了。

　　第二天繼續談，我表示同意合作。他們對此並不出乎意料，也許以前就沒有見過拒絕這種交換的。楊科長讓我寫一個保證書，實際完全是他口授，我一字不動地聽寫。因為不允許我留底稿，現在我已經不能完整地記住內容，大致是在他們需要的時候，要為他們提供幫助；將來如果有新帳（可能就是指拒絕給他們提供幫助），我這次犯的事就作為老帳加在一塊處理；包括一些很具體的內容，如我去外地前要向他們請示，寫文章得讓他們審查等。我冷眼看楊科長一板一眼地琢磨詞句，他真覺得有資格提這些要求，並認為我會照做嗎？其中最可笑的一條是要求我不許跟安全部門其它機構接觸，哪怕是北京安全局也不行。我差一點就問：如果是安全部長呢？看來他們之間也在互相玩把戲呢。

　　楊科長口授完畢，請示庫來西，再讓我修改和抄寫，最後按上手印。好啦，他們大功告成。表現出心滿意足的模樣，挨個傳看我寫的保證書。只有祁師傅沒動，我在一旁觀察他。楊科長第一遍叫他，他說他不用看，但是第二遍叫他，他接過了保證書，跟別人一樣仔細讀了起來。對此我當然不會奇怪，只是內心感到了一點惋惜。　

　　後來又要我寫一份悔過書，那是了結案子的必要程序。對於剛剛寫了保證書的我，不過是小菜。共產黨有一種文字崇拜，似乎只要是寫成文字就成了真的，不會再變。經過那麽多次運動，檔案庫里堆滿了這種朝三暮四、充滿謊言的千萬噸廢紙，為什麽它仍然沒有變得稍微聰明一點呢？不過我還是避免親筆寫下過於虛假的話，只是談了一番法律和我在法律方面的失誤，表示以後要好好研究法律，言外之意是再不讓他們抓住。然而那不過是一種自我安慰的阿Q心理罷了。

我被加速釋放

　　離開看守所時天下小雪，陰得黑沈沈。我與穆合塔爾，還有「陳叔」告別，彼此神色凝重。「管教」站在一旁監視，我沒機會告訴他們實情。走出大門之前，我對看守所所長說了句「下次再見」。警察們都笑起來，認為我是在搞幽默。

　　我並沒有馬上自由，被軟禁在安全廳另一個據點，仍然有人晝夜看守。按照庫來西的說法，還需要跟我談幾天。談幾天？難道有那麽多工作要給我布置嗎！第二天中午庫來西設宴。送我赴宴的警察炫耀說那是江澤民下榻的飯店。席間有人拍攝庫來西跟我碰杯的照片，其它辦案人員也來合影。想必那些照片都會放進安全廳的檔案。庫來西大概認為這種反差會打動我，帶著恩賜的優越感說：看，你昨天還是階下囚，今天卻是我們的座上賓，這是你自己選擇的結果。

我回答說：沒錯，從此我就成了你的線人。

這回答使他有點尷尬，做出不屑的表情反問：你以為你做得了線人？你不夠格！

我猜他的言外之意是我現在還不足夠卑賤，得一直沈淪下去才能達到線人的水平。他雖然只是一個處長，口氣中卻總是充滿決定他人命運的霸氣。這也難怪，多少人從他手里走進監獄和刑場，命運的轉折甚至生命的存亡全取決他怎麽下筆。我倆坐在一起各打鬼胎。想一想也很有意思，我是個漢人，為維吾爾問題來新疆「竊密」，他是個維吾爾人，為漢人政府抓我審我，還要「發展」我。
　　吃完飯回到軟禁處。下午一切突然開始加速進行。他們忙著辦理釋放我的手續，原來說好要進行的談話也不提了。楊科長這回主動督促我給北京打電話，告訴家人明天我就會到家。這反倒讓我產生猜疑，為什麽突然急於把我放出去呢？
　　當晚庫來西告訴我北京安全局來人到烏魯木齊接我，第二天一早帶我飛北京。我不知道他們內部發生了什麽變化，這回不再說不許我與安全機構其它部門接觸，而是煞有介事地說「今後你就歸北京局領導」，聽得我毛骨悚然。
　　和庫來西做最後談話時我故作深沈，引用了「革命導師」的話：「斯大林說過，沒有進過監獄的人不是一個完整的人，希望有這次經歷，我從此成為一個完整的人。」庫來西神情異樣地盯了我好一會，看得出對我失去了把握。
　　第二天，一九九九年三月十三日，我被捕後的第四十二天，北京安全局一位處長和他的助手帶我上飛機。我做好下飛機會繼續受審的準備，然而沒有。飛機降落時那位年輕處長告訴我可以自己走了，不要讓人看到我和他們在一起。我說我至少需要一個星期的休息。算起來一星期應該能辦完所有的事，那時可以再回監獄了。

給江澤民寫信

　　回到家里，我給家人講的第一件事就是這次出獄是暫時的，很快還得回去，讓他們先有一個思想準備。海外媒體的消息很快，我剛到家就報導我已被釋放，並把釋放原因歸為我母親給江澤民寫了信。
　　回家後得知，我母親的確給江澤民寫了信。按道理，這是他們之間的私事，不該由我講，但至今凡有提到我的地方，往往把這一條捎上，因此有必要稍做解釋。
　　海外媒體說我父親是江澤民的老上級，其實是捕風捉影。我父親與江五十年代都在長春第一汽車廠工作，但當時那個廠有六萬職工，如今都可以說與江是同事。我們兩家當時就沒有多少往來，江離開一汽後更無任何聯系。倒是我義父與江的關系稍近，後來彼此也偶而見面。我被捕後義父給江寫信，同時轉去了我母親的信。但是他們的信都沒得到回音，至今也沒證明起過作用。我在新疆牢房從未想過這種關系能幫什麽忙，更不要說在以往寫書時得到過江的保護。
　　對於我要在一個星期內告訴安全部門所答應的合作是假，家人當時都表示理解，但他們建議我還是親自給江澤民寫一封信。萬一我這次出獄有江的作用，也許就可以避免再回監獄。
　　一個星期很快過去，當我把該做的事都做完，兩封信——一封給江，一封給新疆安全廳——也都寫出了草稿。第一封信口氣比較緩和，描述了事情經過，表明了我寧可重回監獄也不會與安全部門「合作」，當然更希望能夠不回監獄。
朋友像編輯一樣做了審查，刪掉有「刺激性」的文字。按理說我應該在這里附上兩封信的原文。我曾把關於新疆入獄的所有文件做成一個子目錄，包括出獄後默寫的監規和給新疆安全廳寫的保證書。我自以為聰明地在計算機上把那子目錄設為隱藏狀態，當時對網絡黑客全無概念。等過一段時間再查，子目錄仍在，里面所有文件都消失了。看來將來只能去安全部門的檔案庫查那些文件了。
　　時間太久，很難回憶我在那兩封信中的具體言詞。現在能記住的，只有當時在新疆牢房墻上看到的一首詩。那是不知何時的犯人用維吾爾語所寫（因此才沒有被不懂維語的漢人「管教」清除）。穆合塔爾給我翻譯出意思，深深打動了我。我在給新疆安全廳的信中，用漢語寫下了這首詩——

　　朋友說我這樣做會死
　　我聽了便笑起來
　　審判者說我會因此被打進地獄
　　我說那我就去習慣地獄的生活

　　我給江澤民的信先發了兩天。等到該發新疆安全廳的信時，家人和朋友都勸我不要發了，有給江的信已經可以表明我的態度，何必再去惹安全部門。也許我不惹他們，他們也不再抓我，事情就可以這麽了結。我當然希望能這樣了結，可是萬一江收不到我的信呢？每天有成千上萬人給他寫信。或者他收到沒理睬呢？在那樣的情況下，我沒寄出給新疆安全廳的信，就等於沒有正式宣布我簽過的保證書作廢，保證書因而就不是假的，成了真的。那種結果是我無論如何不能接受的，必須沒有半點含糊。因此不管會帶來何種結局，我都必須把信發出去。只有發給新疆安全廳的信，才會被放進我在新疆的案卷，和我簽過的保證書放在一起，它們之間才構成完整狀態，對我這段歷史做出明確交待。
　　我直奔郵局，用掛號寄出了那封信。我當時行色匆匆，其實是怕我自己被家人和朋友說服。我問郵局的職員，回答是信要一個星期寄到，我想再加上他們的研究時間，應該還有十天左右。夠我進行準備了。我開始收拾再度進監獄需要的物品，買了不用鞋帶的鞋和不用腰帶的褲子——監獄不允許有帶子，買了適於勞動且耐臟的衣服。我想得挺細致，監獄里睡覺不允許關燈，我為此準備了眼罩，免得每天用毛巾遮眼才能睡覺。我把那些物品裝好包，可以隨時提起走人。剩下的就是等待了。
　　我還不加節制地吃東西，為回監獄積累有用的脂肪。

頭頂是燦爛的星空

　　發出給新疆安全廳的信後，時間一天天過去。其間北京國安局那位年輕處長約我見面。我準備被帶回監獄，然而沒有。他談話客氣，我們之間卻擺明了分歧。我表示我願意做有助於國家安全的事，但國家安全不是黨的安全，國家和人民安全在上，黨的安全在下；那處長卻立場鮮明，對他們而言，黨的安全是第一位。我有點奇怪，他們為什麽要叫國安部，應該改名為黨衛軍才對。從那以後，他再沒跟我聯系過。
　　那段時間我心理矛盾，一方面盼著不再進監獄；一方面又覺得如果不重回監獄，自由好像就是「賣身」而得，無法坦蕩享受。隨著時間不斷延長，越來越表明事情可能真會這樣過去。家人懸著的心逐漸放下，我的神經也慢慢松弛，然而內心卻有另一種痛苦同時增長。
　　有一度，那痛苦達到相當嚴重的程度，甚至動搖了我做人的信心。我無法擺脫靈魂的拷問。如果事情真如我設想的那樣，出來一下再回監獄，那是占了便宜。寫過的保證書和悔過書也都一筆勾銷。然而事情就這麽無聲無息完了，不再有下文，白紙黑字的保證和悔過就成了無法改變的存在，成了我的人生記錄和無法洗刷的汙點。雖然我給新疆安全廳寫了信，但那不足以使自己得到安慰。不管有多少條理由，歸根結底還是因為自己軟弱。按照功利標準，我的選擇沒錯，理由充分，結果也挺好。可是我為什麽不感到滿意，反而感到痛苦？
正是在那種心態下，我真正理解了康德的名言——「頭頂是燦爛的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人生最終面對的不是功利，是永恒和終極，功利得失不能充填人的心靈，必定煙消雲散，人生的根本卻是要由道德支撐，並且由道德進行評判的。
　　可以說，正是新疆這次經歷徹底斬斷了我和政權的關聯。在此之前，不管我怎麽批評中共，淵源和它仍有相連之處。遊離其外一方面是性格使然，另一方面也是「未遇明主」。如果有了「明主」，說不定我還真願意去當「智囊」或「幕僚」呢。我的新疆之旅，其實已經有了那樣的味道。因此若是按宗教信仰的思路，可以把我的被捕與其後經歷視為某種冥冥安排——以此改變我的軌跡，拯救我免於淪為權力的工具。

「那我就去習慣地獄的生活」

　　在我最痛苦之時，曾想出一個洗刷方式——去安全部「自首」，宣布對它進行了欺騙，要求重回監獄。我克制了那種沖動，因為太有做秀之嫌。但從那時起我就做出決定，必須把我經歷的一切全部公開，只有那樣，我的內心才能平靜。
　　有些人對過去的事不願再提，認為重揭瘡疤沒有意義。然而歷史不是只要有意遺忘就不存在，不管你說還是不說，歷史就是歷史，成為歷史就永遠不可改變。人需要反省，而反省首先就在於正視歷史，敢說真話。這樣的反省決不是庸人自擾，可有可無，如果一個社會的所有成員都敢講真話，那社會就既不用起義，也不用革命，再強大的專制暴政也會頃刻瓦解。中國之所以能夠如此長久地維持專制，很大程度就在於政權成功地做到了讓人們不敢講真話。
　　我知道這樣做可能付出的代價。然而專制權力就是這樣，怕它的人越多，它就越強大，人們反過來就會更怕它。要打破專制，就必須突破這種循環，而突破只能從我們每個人自身開始。監獄的日子不好過，但是監獄總要有人去，自由是從監獄開始，追求自由也就不能回避監獄。

　　朋友說我這樣做會死
　　我聽了便笑起來
　　審判者說我會因此被打進地獄
　　我說那我就去習慣地獄的生活

　　每當我默念這首詩，我都會感到力量。現在回頭再看新疆的經歷，距離和時間使我超越當初的激動與痛苦，開始感受到蘊含深層的收獲。它讓我在為尊嚴鬥爭的過程中徹底反省，把擺脫對權勢的依附變成自覺；它使我設身處地體驗少數民族的情感，清掃掉我內心深處的國家主義殘余；我以自身的經驗理解了人性脆弱，從而有了更多對恐懼與屈服的寬容，以及有了對專制暴政加倍的憎惡；生死邊緣走過一遭，使我萬事看開；我在那時向上帝祈求的勇氣，正在潤物無聲地滲入我的靈魂；我不認為從此就會沒有軟弱，但肯定可以更少恐懼，更多堅強，讓我以更勇敢的姿態，去面對仍然張狂於這個世界的邪惡。

　　二○○一年以《新疆追記》之名發表於互聯網

　　二○○六年十二月重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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